张允熠: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6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2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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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  

  另外,耶稣会士为了佐以传教,还引进了西方的造炮术、测量术、绘图术、钟表术以及历算、医学、绘画、建筑、水利、机械等应用科技知识和艺术,从而弥补了当时中国学术之不足。虽然在“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被再次禁行,但耶稣会士传来的这些西方学艺和科技知识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那么,如何看待耶稣会士传来的“西学”主要是一些希腊时期的“旧学”而非文艺复兴后兴起的“新学”呢?对此,我们务必以历史的态度加以分析。首先,从时间节点来看,耶稣会士到中国来始于16世纪,而当时西方的“旧学”实际上并不旧,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产生在13世纪,此人当时被罗马教庭视为异端,死后百年才得到平反,而经院哲学的流行的时代晚到15世纪,至利玛窦来华之日,也不过百年的历史。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方人到了12世纪才通过阿拉伯学者阿维罗尹(Averroes)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全集》只是到了19世纪(1831年至1870年)由德国柏林科学院花了40年时间才出齐,且不用说许多人怀疑《全集》中有多少作品是中世纪教会依托亚里士多德之名编造的新作,我们已知16世纪利玛窦来华之时,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的科学与数学在西方不仅不是“旧学”,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学”,那时只有像利玛窦这种受过教会高等教育的学者们才通晓亚里多士德的哲学,普通的欧洲人甚至不知道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至于伽利略(1564-1642)、开普勒((1571-1630)、笛卡尔(1596-1650)、培根(1561—1626)、波义耳(1627—1691)、牛顿(1642-1727)、莱布尼茨(1646-1716)等人的学说,由于这些人都是利玛窦的晚辈,利玛窦健在时,他们有的还没有成名,有的还没有出生,要求利玛窦及其伙伴到中国来传播这些后来人的“新学”,这跟强求孔夫子的著作中务必要提到孟夫子一样的荒谬。

  历史表明,许多“新学”在其创立时都是存有争议的,一种新的学说往往都是在其创始人去世若干年后才能获得公认。如哥白尼(1473-1543),毕其一生写了《天体运行论》一书,创立了“太阳中心说”,但直到他于1543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其著作出版的消息,其书的公开流行则更晚。哥白尼的学说不仅与教会主张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相违背,其见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没有获得学界的共识,这就是利玛窦的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哥白尼其人和其学说的原因之所在。直到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才发现了一些可以支持日心说的天文现象,日心说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同年,德国学者开普勒的《新天文学》问世,提出了行星运动的定律,从学理上支持了太阳中心学,到了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才标志着哥白尼体系的最后胜利。因此,要求利玛窦的时代就把哥白尼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不现实的。

  至于有人说传教士故意不把哥白尼学说传播给中国读者,也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史实表明,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如邓玉涵就与伽利略保持着通信联系,1621年,耶稣会士金尼阁从欧洲带回北京的七千部西书中就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徐光启于1633年完成的《崇祯历书》中就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成就,这比学界公认的清代学者李善兰“最早介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要早了200多年,甚至比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还要早60多年。应该说,传教士把当时在西方尚存在疑义的最新的科学学说及时传到了中国,这几乎与哥白尼学说在欧洲的传播同时又同步。当然,哥白尼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普及,那是18世纪以后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和交流的使者,传教士的贡献不单是把当时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想传到了中国,还在于他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到了西方。传教士绝不是单向的欧洲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向欧洲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者,作为文化交流的双向使者——这一身份对于他们更为重要。

  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根据在中国南方活动的传教士、商人、水手所写的报告忠实地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大中华帝国史》,1588年又出了英文版,至16世纪末,共用7种欧洲文字重印了46次,为欧洲学者了解、研究中国所广泛利用,成为此后欧洲汉学兴起的奠基性著作。随后,利玛窦、金尼阁、殷铎泽、郭纳爵、柏应理、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李明、马若瑟、汤尚贤、龙华民、艾儒略、柏应理、闵明我、马若瑟、巴多明等传教士跟欧洲的大量通信也引起了欧洲的“中国热”,从18世纪初期开始,法国就有人开始收辑编纂这类通讯集。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16至26卷约10卷的数量是从中国寄来的,这些都给欧洲学者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成为欧洲18世纪法国著名中国学专家杜赫德编写《中华帝国志》的重要素材。基于这种文化传播的背景,当时的欧洲顶尖级的学者,无论其对中国的看法如何,都无法回避中国这个话题,多多少少都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表一些看法,从培根到莱布尼茨,从康德到歌德,无一例外。

  这一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西方土地上结出了重要果实,西方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如英国学者赫德逊(Hudson)写道:“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安东尼王朝的时代之后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组织解体的那段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另一个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那段时间。在第一个时期,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廷艺术的特色,从印度(对不起,印泽教长),则接受了新柏图主义哲学的内核。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⑤]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⑥]另一位美国学者莱特斯也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或许实情亦复如此。”写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斯蒂芬(Stephen)[⑦]爵士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休谟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⑧]从斯蒂芬引用休谟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英国自然神论的流行同法德两国一样,也是得力于吸收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成分。事实上中国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远不止哲学和理性的层面上,在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影响同样重要。作为外来文化,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之最大的影响当首推“考试制度”或“文官制度”。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历史悠久,然而“欧洲的学校考试至18、19世纪才趋于发达”,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出现近代化的“文官制度”。今天的欧美人并不忌讳这些是从中国学来的,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⑨]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传教士传播到欧洲的儒、道两家的哲学,潜移默化在欧洲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美国学者雅克布逊说:“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影响比中国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冲击更大、更多……在法国,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物主要是皮埃尔·培尔、马勒伯朗士、费奈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魁奈。在德国他们包括莱布尼茨和克利斯提安·沃尔夫……在苏格兰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亚当·斯密……”这些都是十八世纪法、德、英三国的重要思想家,我们不禁要问:在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中,还有什么人比这些鼎鼎大名的欧洲先贤们的影响更大、作用更重要?尤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他们是康德的祖师爷,是德国古典哲学真正的鼻祖和奠基者,而马克思主义就是直接生长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土壤中。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文化哲学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观照,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马克思主义也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包含着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智慧,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要我们从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来思考列宁的这句的含义,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断定马克思主义也吸收和改造了传到欧洲去的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

  

  三、从文化变迁到文化转型

  

  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四个重要结果:第一,“中学西传”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欧洲科层文官制度的建立,并把中国哲学输入到欧洲思想理念之中,形成了欧洲近代哲学构建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这一重要元素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中不可忽略的因子。第二,“西学东渐”使中国文化由相对的封闭被迫走向了开放,由王化独尊的中央心态开始正视四夷,刺激并滋生了“欲要超胜,务必会通”即要求中国文化经由通晓和掌握西方文化之路进而达到融合和超越西方的文化观。第三,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倾全力向西方学习,涌现了一批力图完全用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现实出路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高举西方文化的大旗,在思想上扬西抑中,他们搬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库,试图以此使中国走向自由、独立、富强之路,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命运没有得改变,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转换。第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在其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使百年来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高潮,终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历史性转换。在这种转换中,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黑暗的中国从此变为光明的中国,失败的中国变成了胜利的中国,“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化变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中国文化,这是近代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胜利,即毛泽东所称谓的“新文化”的胜利。

  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手下败将,中国全面被西方超越。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并不落后,其GDP总量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打败中国的大英帝国的GDP只占全世界总量的5%,足见GDP总量的庞大绝不代表国力的强大。鸦片战争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实质上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腐朽;表面上是中国在武器、装备方面不如人,实质上是国民的素质、文明水平不如人,人的素质方面的落后归根结蒂又在于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上的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在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催生了新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生成,开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哲学的官方地位,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和进行国民教育的价值核心,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性的伟大转型。这种转型是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中本位文化的长期量变不可避免地所导致的质变,最后形成文化系统的革命性变迁和转换,它在文化学上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它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现代范例。

  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古代范例是中国佛教的出现,现代范例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前一范例丰富和增益了中国的民族本位文化的内涵,但没有改变本位文化的本质属性和主流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却以横空出世之姿态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官方哲学,从根本上把中国文化推进了现代化的轨道。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成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具体化即中国化的过程,原装的外来文化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之成功的。且不用说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体系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天赋人权的理念以及近代西方的各种哲学体系都没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牢固地扎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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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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