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

——1967年8月4日上海的砸“联司”武斗是否王洪文预先策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6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2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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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  

  

  原载于网上刊物《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2011年7月19日第641(增刊第809期)

  

  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是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最大武斗,震惊全国。文革结束后,所有的资料,包括笔者过去曾经写过的文章和有关书籍,都将这场武斗的起因归结为王洪文的事先策划。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职工谢福喜被“联司”一派打死,上海市革委会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但“联司”没有听从。8月3日,市革委会决定以市革委会和市政法指挥部名义向上柴厂送“公开信”。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扣留。市革委会于是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对于以上这段历史,所有的资料基本都是一致的。但是,后面的进展说法就不一致了。按照已经作为定论的说法,1967年8月3日这天,王洪文召集“工总司”的头头们开会,讨论第二天的砸“联司”行动,当天深夜,在人民广场以市革委会名义召开对“联司”的声讨大会,实为集结队伍,大会一结束,被调集的大批队伍便直接开赴上海柴油机厂去砸“联司”。

  当年的武斗指挥者文革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笔者曾去采访王明龙、叶昌明、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工总司”的头头们,当问及他们当时是怎样策划砸“联司”武斗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砸“联司”前夕,他们没有具体开过会策划砸“联司”武斗。笔者查阅所能看得到的他们在被审讯时的交代,发现他们虽然在交代中都承认自己参与了砸“联司”武斗的策划;但是,在哪里策划的,什么时候开的策划会,开会地点,参加人员,这一系列重要内容却都交代得十分模糊。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下发文件《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其中,关于砸“联司”的交代有好几份,分别是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张宝林、王明龙等工人造反派在1977年至1979年受审期间的交代。他们都承认8月4日这天,是王洪文现场指挥指挥,砸了“联司”。但对这次行动具体是如何筹备或策划的,却很含糊,甚至很不一致。

  

  

  “8·4”行动是谁组织的?

  

  “8·4”砸“联司”行动是谁组织的?从目前所有资料看,都指向“工总司”。

  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材料显示,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召开过“工总司”会议,具体布置砸“联司”行动。在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所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中,说8月3日深夜11时,王洪文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砸联司之事,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此外,在叶昌明、张宝林在文革结束被清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也说8月3日王洪文曾经召开“工总司”会议讨论布置砸“联司”行动。

  笔者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另一份资料,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写的《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的交代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8月3日,王洪文和我们开会策划决定动手打‘联司’,由王洪文等人在人民广场开会集合队伍指挥,我和王秀珍、王明龙在据点里值班,负责联络调度人员、车辆。我和金祖敏通知调集了民航地区一些大厂的队伍赶到市革会做包围工作,我还通知了一些区局联络站调队伍到人民广场去集中。王明龙通知交运局调派车子运队伍去上柴厂。从8月3日到4日两天,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我们发动了打‘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不过,同一份资料中,黄金海又说,事发当时他在厂里不知道,但事后“我叫叶昌明讲起这事,才知道是在8月3日晚上在原华山路警备区支左办公室里策划的。”但黄金海列出的参加策划的名单中,除了“工总司”的人,还有徐景贤、王承龙和警备区的李彬山。这个名单似乎不应该是参加讨论如何砸“联司”的,因为后者都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估计他们是讨论市革委会半夜召开的人民广场大会的。黄金海不是当事人,他是听叶昌明说的,准确性打折扣。

  也是同一份资料中,张宝林的交代事件也比较模糊。他说自己那天去西郊公园后,经过军代表劝阻“我们又回到了‘888’,以后在王洪文的指示下,以‘工总司’这帮小兄弟为主题,对联司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商议……”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设立的一个不对外的办公地点。当时“联司”在社会上声势很大,王洪文怕“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设了这个秘密办公点,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简称这个办公点为“888”。

  这些当事人出狱后,笔者就“8·4”砸“联司”之事采访他们,他们说法却又不一样了,都只承认8月4日那天,武斗现场确实是“工总司”指挥的;但是不承认8月3日,即人民广场大会之前他们曾经事先有过策划。戴立清和王明龙、叶昌明都说,8月3日深夜人民广场大会之后,一些群众组织直接去上柴厂,是他们自己自发去的,不是“工总司”事先通知他们的。“工总司”事先只通知他们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大会,没有说开会后要去砸“联司”。

  王明龙对笔者说,8月3日那天下午,他正在“888”忙着调动车辆,因为当时许多红卫兵说半夜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太晚,希望有车送他们去,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来了。王承龙说自己调不动车,指责“工总司”独揽调车大权,说车辆应该由市革委会统一调动。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让你王承龙去管吧。他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见王明龙气走,“工总司”在场的其他人:戴立清、叶昌明和陈阿大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前来的市革会军代表劝回“888”。王明龙说自己后来就一直在“888”,人民广场开大会他也没有去,和王秀珍留在“888”值班。这段时间,他们再没有开过什么会,王洪文也没有到“888”来,只有王承龙来了一下,道歉似地说“大局为重!大局为重!”。第二天早上王明龙才知道砸“联司”行动开始了。(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他在8月3日那天下午,跟着王明龙赌气去西郊公园兜了一圈回来后,就一直在“888”,没开什么会,也没见到王洪文,直到人民广场大会,通知他去,他就去参加了,会散后,他又回“888”休息。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已经有群众组织去上柴厂了,他于是马上赶往现场。如果8月3日已经决定第二天要打“联司”,他怎么会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又回“888”休息,而不去上柴厂指挥现场呢?

  叶昌明对笔者说,他们从西郊公园 回“888”后,大约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没有开过什么会,他在“888”值班,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叶昌明还说,他对“工总司”的会议讨论每次都做记录。他工作笔记上只有讨论抓支联总部人员行动计划的记录,没有砸“联司”的讨论记录。“工总司”的其他人:戴立清、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黄金海等也都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会议,更别说参加。说他们和王承龙吵架后,跟着王明龙去西郊公园转了一圈回“888”后,与王承龙等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了。

  笔者以叶昌明自己写的那段交代质疑叶昌明。叶昌明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我受审查,问到砸‘联司’的事,我那时觉得‘联司’确实是‘工总司’砸的,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在具体时间上多解释,不管是8月3日策划也好,8月4日策划也好,反正8月4日砸联司行动确实是‘工总司’现场指挥的,早一天策划,对我来说都一样。再加上希望自己认罪态度好些能减刑,所以就都认下来了,没有去想8月3日策划和8月4日指挥有什么差别。总之,文革刚结束时,我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8月3日深夜的人民广场大会,事实上起到激化和煽动情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广场大会可以说是个煽动砸“联司”的大会。但他们在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确实没有说大会后要去砸“联司”;而且,这个会是市革会召开的,不是“工总司”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会派去的代表,所以马上在半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可能也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总之,“工总司”没有事先调动队伍。从西郊公园回来后,他们这些“工总司”的人就都回“888”睡觉去了。(笔者2009年3月13日与戴立清的谈话)

  笔者认为戴立清、王明龙、叶昌明等当事人说事先没有组织参加大会的人去上柴厂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正如戴立清所说,如果事先策划武斗,王洪文和他应该在8月3日半夜大会后就赶去上柴厂。叶昌明的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笔者看到的那些清查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等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清查材料中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而他们却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

  叶昌明的解释也说得通,因为笔者所能看到的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有材料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但他们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更谈不上王洪文召集他们开会。

  笔者为此特地找到当年的“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的头头张振学,问砸“联司”前一天的8月3日,王洪文有没有在卢湾区人武部开过会。因为张振学和卢湾区人武部熟悉,王洪文如果在那里开会,他应该知道。张振学回答说8月3日那天王洪文没有在那里开过会。他自己在8月3日那天倒是在那里召开过会议,但王洪文没有参加,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开会的事情。而他们开会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联司”打了市革委会代表。

  笔者估计,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报告说王洪文在“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开会一事,应该就是张振学开的这个会。不过,如张振学所说,王洪文没有出席这个会,也不知道这个会。但清查报告硬是将王洪文说成这个会的组织者,以此说明砸联司事件是王洪文事先策划和组织的。但清查报告有个明显的漏洞,就是没有列出参加会议者的名字,甚至连张振学的名字都没有。而且所有笔者能看到的说事先开会策划的资料,都没有提到参加会议者具体到底是哪些人,也没有提到戴立清、王腓利、黄金海等这些“主战派”参加。而这些人都对笔者说,我们是最坚决的“砸‘联司’派”,王洪文开这样的会不可能不叫我们,除非很偶尔的一两次没通知。但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我们从没听王洪文对我们明确说哪一天要打“联司”,也从来没有什么作战计划。当然打是一直说要打的,但始终没有好好讨论过。

  确实,“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在事前都极力主张立即敲掉“联司”。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也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戴立清、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主张立即行动,说不能任“联司”这样闹。王洪文也认为应该解决。(王洪文的话前已引,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但是,因为市革会干部王少庸、徐景贤等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所以“工总司”一直没有具体讨论何时采取行动,也没有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清查材料中说“8·4砸联司”行动的前一天8月3日曾经开过会,讨论过调人,应该是市革委会讨论半夜召开的那个控诉会,调人是调去参加市革委会的半夜控诉大会。把对于这个控诉大会的筹备会议和行动说成是砸“联司”行动的筹备会议,显然是混淆,而且是有意识的混淆。

  不过,王洪文确实曾多次要求大家做好准备,随时能够调动人员和车辆。王洪文此时下了决心要砸“联司”,而且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会出面行动。王洪文文革后被审查时交待说:(1967年)“5月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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