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网上刊物《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2011年7月19日第641（增刊第809期）
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是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最大武斗，震惊全国。文革结束后，所有的资料，包括笔者过去曾经写过的文章和有关书籍，都将这场武斗的起因归结为王洪文的事先策划。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职工谢福喜被“联司”一派打死，上海市革委会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但“联司”没有听从。8月3日，市革委会决定以市革委会和市政法指挥部名义向上柴厂送“公开信”。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扣留。市革委会于是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对于以上这段历史，所有的资料基本都是一致的。但是，后面的进展说法就不一致了。按照已经作为定论的说法，1967年8月3日这天，王洪文召集“工总司”的头头们开会，讨论第二天的砸“联司”行动，当天深夜，在人民广场以市革委会名义召开对“联司”的声讨大会，实为集结队伍，大会一结束，被调集的大批队伍便直接开赴上海柴油机厂去砸“联司”。
当年的武斗指挥者文革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笔者曾去采访王明龙、叶昌明、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工总司”的头头们，当问及他们当时是怎样策划砸“联司”武斗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砸“联司”前夕，他们没有具体开过会策划砸“联司”武斗。笔者查阅所能看得到的他们在被审讯时的交代，发现他们虽然在交代中都承认自己参与了砸“联司”武斗的策划；但是，在哪里策划的，什么时候开的策划会，开会地点，参加人员，这一系列重要内容却都交代得十分模糊。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下发文件《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其中，关于砸“联司”的交代有好几份，分别是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张宝林、王明龙等工人造反派在1977年至1979年受审期间的交代。他们都承认8月4日这天，是王洪文现场指挥指挥，砸了“联司”。但对这次行动具体是如何筹备或策划的，却很含糊，甚至很不一致。
“8·4”行动是谁组织的？
“8·4”砸“联司”行动是谁组织的？从目前所有资料看，都指向“工总司”。
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材料显示，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召开过“工总司”会议，具体布置砸“联司”行动。在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所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中，说8月3日深夜11时，王洪文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砸联司之事，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此外，在叶昌明、张宝林在文革结束被清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也说8月3日王洪文曾经召开“工总司”会议讨论布置砸“联司”行动。
笔者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另一份资料，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写的《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的交代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8月3日，王洪文和我们开会策划决定动手打‘联司’，由王洪文等人在人民广场开会集合队伍指挥，我和王秀珍、王明龙在据点里值班，负责联络调度人员、车辆。我和金祖敏通知调集了民航地区一些大厂的队伍赶到市革会做包围工作，我还通知了一些区局联络站调队伍到人民广场去集中。王明龙通知交运局调派车子运队伍去上柴厂。从8月3日到4日两天，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我们发动了打‘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不过，同一份资料中，黄金海又说，事发当时他在厂里不知道，但事后“我叫叶昌明讲起这事，才知道是在8月3日晚上在原华山路警备区支左办公室里策划的。”但黄金海列出的参加策划的名单中，除了“工总司”的人，还有徐景贤、王承龙和警备区的李彬山。这个名单似乎不应该是参加讨论如何砸“联司”的，因为后者都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估计他们是讨论市革委会半夜召开的人民广场大会的。黄金海不是当事人，他是听叶昌明说的，准确性打折扣。
也是同一份资料中，张宝林的交代事件也比较模糊。他说自己那天去西郊公园后，经过军代表劝阻“我们又回到了‘888’，以后在王洪文的指示下，以‘工总司’这帮小兄弟为主题，对联司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商议……”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设立的一个不对外的办公地点。当时“联司”在社会上声势很大，王洪文怕“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设了这个秘密办公点，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简称这个办公点为“888”。
这些当事人出狱后，笔者就“8·4”砸“联司”之事采访他们，他们说法却又不一样了，都只承认8月4日那天，武斗现场确实是“工总司”指挥的；但是不承认8月3日，即人民广场大会之前他们曾经事先有过策划。戴立清和王明龙、叶昌明都说，8月3日深夜人民广场大会之后，一些群众组织直接去上柴厂，是他们自己自发去的，不是“工总司”事先通知他们的。“工总司”事先只通知他们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大会，没有说开会后要去砸“联司”。
王明龙对笔者说，8月3日那天下午，他正在“888”忙着调动车辆，因为当时许多红卫兵说半夜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太晚，希望有车送他们去，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来了。王承龙说自己调不动车，指责“工总司”独揽调车大权，说车辆应该由市革委会统一调动。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让你王承龙去管吧。他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见王明龙气走，“工总司”在场的其他人：戴立清、叶昌明和陈阿大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前来的市革会军代表劝回“888”。王明龙说自己后来就一直在“888”，人民广场开大会他也没有去，和王秀珍留在“888”值班。这段时间，他们再没有开过什么会，王洪文也没有到“888”来，只有王承龙来了一下，道歉似地说“大局为重！大局为重！”。第二天早上王明龙才知道砸“联司”行动开始了。（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他在8月3日那天下午，跟着王明龙赌气去西郊公园兜了一圈回来后，就一直在“888”，没开什么会，也没见到王洪文，直到人民广场大会，通知他去，他就去参加了，会散后，他又回“888”休息。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已经有群众组织去上柴厂了，他于是马上赶往现场。如果8月3日已经决定第二天要打“联司”，他怎么会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又回“888”休息，而不去上柴厂指挥现场呢？
叶昌明对笔者说，他们从西郊公园 回“888”后，大约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没有开过什么会，他在“888”值班，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叶昌明还说，他对“工总司”的会议讨论每次都做记录。他工作笔记上只有讨论抓支联总部人员行动计划的记录，没有砸“联司”的讨论记录。“工总司”的其他人：戴立清、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黄金海等也都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会议，更别说参加。说他们和王承龙吵架后，跟着王明龙去西郊公园转了一圈回“888”后，与王承龙等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了。
笔者以叶昌明自己写的那段交代质疑叶昌明。叶昌明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我受审查，问到砸‘联司’的事，我那时觉得‘联司’确实是‘工总司’砸的，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在具体时间上多解释，不管是8月3日策划也好，8月4日策划也好，反正8月4日砸联司行动确实是‘工总司’现场指挥的，早一天策划，对我来说都一样。再加上希望自己认罪态度好些能减刑，所以就都认下来了，没有去想8月3日策划和8月4日指挥有什么差别。总之，文革刚结束时，我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8月3日深夜的人民广场大会，事实上起到激化和煽动情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广场大会可以说是个煽动砸“联司”的大会。但他们在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确实没有说大会后要去砸“联司”；而且，这个会是市革会召开的，不是“工总司”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会派去的代表，所以马上在半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可能也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总之，“工总司”没有事先调动队伍。从西郊公园回来后，他们这些“工总司”的人就都回“888”睡觉去了。（笔者2009年3月13日与戴立清的谈话）
笔者认为戴立清、王明龙、叶昌明等当事人说事先没有组织参加大会的人去上柴厂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正如戴立清所说，如果事先策划武斗，王洪文和他应该在8月3日半夜大会后就赶去上柴厂。叶昌明的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笔者看到的那些清查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等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清查材料中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而他们却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
叶昌明的解释也说得通，因为笔者所能看到的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有材料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但他们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更谈不上王洪文召集他们开会。
笔者为此特地找到当年的“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的头头张振学，问砸“联司”前一天的8月3日，王洪文有没有在卢湾区人武部开过会。因为张振学和卢湾区人武部熟悉，王洪文如果在那里开会，他应该知道。张振学回答说8月3日那天王洪文没有在那里开过会。他自己在8月3日那天倒是在那里召开过会议，但王洪文没有参加，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开会的事情。而他们开会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联司”打了市革委会代表。
笔者估计，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报告说王洪文在“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开会一事，应该就是张振学开的这个会。不过，如张振学所说，王洪文没有出席这个会，也不知道这个会。但清查报告硬是将王洪文说成这个会的组织者，以此说明砸联司事件是王洪文事先策划和组织的。但清查报告有个明显的漏洞，就是没有列出参加会议者的名字，甚至连张振学的名字都没有。而且所有笔者能看到的说事先开会策划的资料，都没有提到参加会议者具体到底是哪些人，也没有提到戴立清、王腓利、黄金海等这些“主战派”参加。而这些人都对笔者说，我们是最坚决的“砸‘联司’派”，王洪文开这样的会不可能不叫我们，除非很偶尔的一两次没通知。但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我们从没听王洪文对我们明确说哪一天要打“联司”，也从来没有什么作战计划。当然打是一直说要打的，但始终没有好好讨论过。
确实，“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在事前都极力主张立即敲掉“联司”。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也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戴立清、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主张立即行动，说不能任“联司”这样闹。王洪文也认为应该解决。（王洪文的话前已引，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但是，因为市革会干部王少庸、徐景贤等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所以“工总司”一直没有具体讨论何时采取行动，也没有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清查材料中说“8·4砸联司”行动的前一天8月3日曾经开过会，讨论过调人，应该是市革委会讨论半夜召开的那个控诉会，调人是调去参加市革委会的半夜控诉大会。把对于这个控诉大会的筹备会议和行动说成是砸“联司”行动的筹备会议，显然是混淆，而且是有意识的混淆。
不过，王洪文确实曾多次要求大家做好准备，随时能够调动人员和车辆。王洪文此时下了决心要砸“联司”，而且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会出面行动。王洪文文革后被审查时交待说：（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厉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符合（应为‘附和’——笔者注）‘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革命生产都搞不好。”“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引自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这个交代的内容是文革专家王年一1992年亲笔抄录后提供给笔者的。省略号是抄件上原有的）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议论上，还没来得及讨论具体步骤和攻打方案。或者，也讨论过如果行动，该怎样分工。但不会是在8月3日这天。而且，即使讨论，也没有定具体行动时间，只是要大家作好准备。前面所引“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以及张宝林所说研究上柴厂地形等，应该都是8月3日之前的议论，或者可能是8月4日砸“联司”时的现场部署。
不过，正如戴立清所承认，即使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没有说去打“联司”，但大会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煽动。大会在深更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到第二天白天，而且召开时间很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紧急动员大会。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将发生的武斗
既然“工总司”总部8月3日没有专门开会部署砸“联司”，那么，8月3日晚上人民广场大会结束后，一些群众组织怎么会去包围上柴厂？
“工总司”的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王腓利等都回忆说，他们当时听说，起因是“联司”（或“支联站”）的卡车故意冲撞市革会人民广场大会散会后的游行队伍，而且将人撞成重伤。
王明龙对笔者回忆，他事后听说，那天大会后举行游行，游到外滩，正遇上“联司”的几辆卡车，双方发生摩擦。众人很气愤，游行队伍中有的厂有车，就开去上柴厂了。
王腓利对笔者回忆，他当时听说，那天大会后，冶金局一些在上海杨浦工业区的工厂造反队，回厂途中在外滩与“支联站”发生冲突，于是直接开去上柴厂。
叶昌明对笔者回忆，首先冲往上柴的队伍是“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下面的造反队，大会结束后他们游行，又在外滩与“支联站”冲突，被撞伤了几个人；而几天前的8月1日，冶金局下的造反队与“联司”在“大世界冲突”中刚死了一人，于是立刻开往上柴厂。叶昌明说自己在“888”听说冶金局有人开去上柴厂，还议论说他们这样做不好，不赞成。
还据“工总司”的谢鹏飞对笔者回忆，8月4日早晨，王洪文听说“工总司”冶金联络站已经将上柴厂包围，大发脾气，说：“又是曹德宏，不听指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闯祸！”
所以，王明龙、戴立清、叶昌明都认为，砸“联司”是个偶然发生的群众的冲动行为。当然，这个偶然行动有必然性，因为王洪文和他们确实一直想对“联司”下手。叶昌明对笔者说：“我们最开始是一直想把‘联司’与‘东方红’联合起来，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联司’越闹越大，还要成立全市性支联总部，大家于是觉得不砸不行，都说只有敲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联司’是一家工厂的组织。以‘工总司’这样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它，似乎有点以大压小，师出无名；不像‘支联总站’，是个全市性组织，‘工总司’对它行动顺理成章。‘联司’几次在公安局和政法指挥部前示威，王洪文说，要是‘联司’冲了公安局或政法指挥部，就有理由对‘联司’行动了。但是‘联司’没有冲，我们也只好再等待机会。所以尽管我们多次说要砸‘联司’，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具体讨论过行动方案。”（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笔者在文革资料搜集者陈国康先生的帮助下，终于查到了当年的传单小报对叶昌明等所说“联司”冲撞人事件的报道：“‘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文章刊登在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主编的《冶金通讯》1967年8月22日“专刊”上，题目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同样提到这起卡车有意撞人事件的，还有同张小报上的另两篇文章：《革命英雄谱》，作者是“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人革命造反纵队”；《战地见闻》，作者是“工总司上海耐火材料厂革命造反纵队”。
从这三篇报道可以看出事情发生的大致过程：8月3日深夜大会结束后，一些单位的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被撞成重伤，头破血流。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为这个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激怒。3天前，“工总司”与“联司”曾经在“大世界”发生过一场武斗冲突，一人死亡，死者金乃林是上海冶炼厂的工人，正是冶金系统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负责人曹早就恨死“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当即决定，队伍开往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这三篇报道，都与前面引用的那些回忆吻合。
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正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睡觉的王洪文被人从床上叫醒，告之说上柴厂被团团包围了。王洪文立即和王腓利一起驱车去事发现场的上柴厂，同去的共有几十辆小车，都是市革委会和驻上海部队的负责人。这个情景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这也证明王洪文事先不知道冶金局的造反队会去包围上柴厂。如果王洪文事先策划这场武斗的话，他应该在头天半夜市革委会组织的人民广场声讨“联司”大会一结束，就和冶金局造反队一起开去上柴厂。
王洪文到了上柴厂之后，在现场指挥了砸“联司”武斗。王洪文8月4日这天始终在砸“联司”的现场，亲自指挥了这场大武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4砸“联司”确实是王洪文策划和指挥的。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天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砸“联司”后不久，张春桥有个讲话，提到砸“联司”之事，也说事前没有搞过“作战计划”：“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张春桥1967。10。16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有时，看似偶然的事件，比那些先入为主的固定思维，可能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更能反映历史的随机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必然中的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