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辛亥革命: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7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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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可以说点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导火索。伴随着世纪末中国的激进革命思潮迅速让位于渐进改良的思考,一些人开始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利弊得失。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假说,而是要探讨历史形成的由来及其原因。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意义上又归于了失败?它为什么会引来后续一系列全国性的大革命?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只能走向革命,无法顺利地走向民主宪政?

  

  ■嘉宾简介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可以说点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导火索。伴随着世纪末中国的激进革命思潮迅速让位于渐进改良的思考,一些人开始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利弊得失。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假说,而是要探讨历史形成的由来及其原因。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意义上又归于了失败?它为什么会引来后续一系列全国性的大革命?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只能走向革命,无法顺利地走向民主宪政?

  

  辛亥革命前的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无论是士大夫、士绅阶层,还是刚刚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革命或改良的知识分子,他们那时候最关心的是,解救中国的道路是什么?洋务派的基本方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1894年的甲午海战,一下就把中国人的这种梦想给打破了。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民族屈辱。洋务派失败以后,大多数的中国人认识到要向西方学不能单纯学他们的技术,还应该学他们的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进行改造,通过改造政治制度,提升国家的实力,进而发展国家的经济,使中国能够达到和日本一样的水平。

  甲午海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被日本这么一个小国的一群国民打败了。中国人总结当时的经验,基本的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比较成功地学习了西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的官僚阶层、贵族、士绅相信,学日本一定能够走到和日本同样强大的程度。所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并没有仇恨日本人,相反对日本人更加尊敬了,在19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留学潮,大批中国的青年人,也包括一些流亡的中国知识精英都跑到日本去。在1901年到1908年前后,到日本的中国人大概有10万人左右。换句话说,中国那些早期有西方学术,或者有西方训练背景的知识界的人,很多都是从日本学回来的,包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就证明了当时中国人对于向西方学习抱着很强烈的愿望,当时最容易也最方便向西方学习的途径就是去日本,他们认为日本人的文化跟中国接近,日本人的经验一定适合于中国人,这是大家当时共同的想法。

  但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我们很清楚,是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旧势力太强大了,要求改革的声音太弱了。但是并不等于清朝内部没有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到了1905年,清朝就进行了大规模制度上的革新,其中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调整有三,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二是立宪预备的实施,三是新军的建立。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想要改变自己人生命运,靠的就是科举。从最初的考秀才开始,一级一级地取得他的功名。这种功名获取的制度,决定了当时的读书人,或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跟政权之间的依附关系。清朝维护自己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科举制度。由于有科举,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从地主到佃户,稍微有点条件,就尽可能培养自己的儿子去上学,想办法挤进读书人的行列,改变孩子也改变家人的地位身份。中国向来不是一个阶级关系分明的社会,就是因为科举在起作用。很多古代的大官,也是穷苦出身,这个制度不仅使各种各样的人才容易涌现出来,而且各个阶层中有能力者都有升迁发达的希望与可能。哪怕只是考上了秀才,在乡村中也就有了地位和生活的来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科举一取消,就把这条路切断了,社会的稳定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

  满清过去维系其少数民族统治,靠的是中央集权。预备立宪,则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清王朝的算盘是通过这种改革,削弱汉族官僚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削弱地方汉族督抚的军权和财权,所谓立宪是9年以后的事情。但它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中央,特别是各省咨议局作为立法机关宣告成立,大批汉族精英进入其中,极大地加强了地方自治的发展趋势,作为清廷控制地方的督抚的权力,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咨议局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使各省咨议局成员迅速结成一股强大的地方社会政治力量,更一步步变成勒在满人统治脖子上的有力绳索。当深感统治危机的清廷试图在中央权力机构限制汉族官僚的权力时,不可避免地也就引发了地方汉族精英的群起反抗。

  军队方面,当年的军队并不是靠征兵、募兵来解决兵源的问题的,当兵是一种职业,终身的。清朝的旗营(满族的军队),虽然是清朝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因为长期以来是父传子、子传孙,军人拖家带口混在一起,旗营就是一个小社会,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单位。这种情况导致部队战斗力非常差。当兵的既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绿营,即由汉人组成的军队,情况也是一样。以至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军根本没力量镇压,朝廷只好求助于地方士绅,比如说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靠他们就地征募汉人组织军队来镇压。这才有了募兵制。曾国藩、李鸿章采用募兵制,招募农民入伍,利用同乡亲友关系来组建军队,叫勇营,打败了太平天国,也变成了正式的国军。但勇营发展到甲午海战前,洋务派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坚船利炮之后,也明显地落伍了。1902年开始编练新军,全部引入西方军制,包括征兵等等方式都采用西方的方法。1905年新政改革开始时,清廷初步建成这支军队,之后逐渐扩编,成为晚清末年维护清廷统治的最主要的武装力量。但是,新军的特点,一是基本由汉人组成,二是受的是西方的训练,包括很多教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一特点使这支军队不仅很难受到满人的控制,而且各地新军官兵许多都具有比较激进的思想。最终,正是这支新军的各地武装,成了推翻满清统治的导火索。

  

  清末新政后民族主义的兴起

  

  清末新政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城市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多数农村因远离城市而更加封闭落后,这也加剧了农村中的农民与政府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隔膜。这种隔膜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二三十年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农民还是不知道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利益联系。

  一般的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对自己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是通过自己的切身利益来了解的。他自身的权利得到了国家的保护,他感觉到国家对他有非常重大的帮助,他就会爱这个国家。反之,不管你搞什么宣传教育,他也不会认为你这个国家有什么好。

  陈独秀在1904年写了几篇文章讲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他讲自己的经历说,在辛丑条约签订前,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够满足父母的心愿,考取到功名,完全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回事。虽然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中国割地赔款,对他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逼迫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除了大量赔款外,还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允许外国军舰进入中国的内河,他这才逐渐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中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被人欺负,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可能变成其他国家的附庸。由此他才意识到,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和国家的命运还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关于爱国的宣传,也都是产生在陈独秀逐渐开始觉悟的那几年里。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出洋留日的中国学生中间变得非常普遍。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等等,大量鼓吹爱国主义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任何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和侵害,都会激起中国留学生的集体抗议,对中国命运的严重焦虑,刺激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腐败无能的满清统治者。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最重要的革命党———同盟会。它的16字纲领的前8个字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就是满族人,驱逐鞑虏就是要把满族人从长城内赶到长城外。因为1644年以前满族人的居住地就是关外的东北三省,革命党决心要把他们赶回到东三省去。“恢复中华”,就是要恢复明朝那个中国。当时革命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还提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的方针。所谓三民主义,第一个“民”指的就是反对满人统治,叫“民族主义”。他认为汉民族不能够再接受满人的统治。他认为把满人统治推翻,汉人统治了,民族主义就实现了。第二“民”是指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就是说他要学西方最先进的制度,满人统治推翻后,中国要搞共和民主制度。第三个“民”指的是民生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孙中山不光要推翻满人统治,不光要搞民主政制,还要搞社会主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大的背景,也是我们要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清末知识精英的超前思想

  

  中国人在洋务运动之后想学西方,想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发现学西方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改良派代表人物去了日本,也有的去到美国、欧洲。当时的革命党代表人物孙中山,在1894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走,被满清政府通缉,躲到英国伦敦,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到欧洲去游历了一圈。这些改良派的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1900年前后不约而同都到了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但是他们到了那里之后才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想学的西方跟他们理想中未来的中国,差距很大,西方社会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乌托邦愿景的最好样板。

  中国人原本是想到西方取经的,没想到大家去到西方之后发现西方这么乱,这自然让他们接受不了。当时大家主要无法接受的有两条,一是贫富悬殊太大,二是社会严重分裂。

  第一,西方发达起来以后,阶级分化太厉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像是在天上,穷者简直就如在地狱里一般。恩格斯184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描写了当时英国各大城市工人的生活的惨状,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农民工在城市住贫民窟、被关在封闭的车间里做最苦最脏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不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情况,原因就在于他们出生和生活的中国乡村,远没有这样悲惨。孙中山后来有一个观点,即是认为马克思那套不能在中国用,原因就是他相信,中国没有阶级分化,充其量也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至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田园风光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农民之间经济上相互调剂,再加上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至少在同村同宗的村落内,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血腥和暴力的压迫现象。

  第二,西方的阶级斗争已经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社会严重分裂的后果就是暴力革命。在当时的西方因为不断出现了工人和政府、和资方激烈斗争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了大规模巷战,工人群起拿上武器跟政府拼命。用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难以接受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走上一条更稳妥、更美好的道路。而当时能够找到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其他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不经过阶级分化、贫富悬殊,不通过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岂不更好?

  1904年,康有为开始写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想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国家,到欧洲、美国、日本走了一圈之后,他已认定,人类必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下决心要为人类规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因此借用了孔子《礼运篇》中的大同愿景,结合这个时候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构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革命派的孙中山也在设想同样的发展愿景。1905年,就在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之前,他在欧洲专门去了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孙中山对第二国际的领袖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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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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