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际政治和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陈乐民先生是我心目中少数敬重的中国学者之一。日前我拜读了陈乐民先生的《启蒙札记》，确实获益非浅，陈先生对欧洲的理解，可谓超越了国人传统的认识，确实是深邃而浩瀚。

但当我在阅读中出现和陈先生的观点分歧时，出于对陈先生的敬重，我不得不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探讨，就好比总不忍心一块美玉上有任何瑕疵一样。

陈乐民先生在《启蒙札记》中，《敬畏的思想家》文章中直接引用了伏尔泰《哲学通信》中“第十二封信”中的文字：“不久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问题。有人回答我，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诺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而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1]

接下来，陈乐民先生用自己的话来支持了伏尔泰的理论观点：——“康德与曾经对他敬崇一时的‘开明君主’腓特烈大帝，哪个更伟大？回答是康德的伟大不知道要超过大帝多少倍。为什么？因为腓特烈大帝一死，他的功绩也便随他而去；但康德却是永恒的。‘思想’经过历史时光的淘洗，反过来会教训未来的历史，这是思想家的‘特产’。我喜欢引用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五年前的这段‘预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最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他深知‘思想革命’的艰难。康德以后的革命都证明了康德的预见性。革命后的新偏见不是可能以革命的名义、以新的方式愚弄民众么？……思想家的影子可以拖得很长很长，而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皇帝等，相比之下，不过是庞大的侏儒而已。”[2]——

当我读到陈先生如此恢弘而深刻的论述时，不得不敬佩陈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但我的读书习惯是“永远”地带着批判的理性，来拜读前辈学术理论权威的著作。因为，我深知，没有批判，就不可能有进步和发展。在这里，我理性地感到，无论是伏尔泰、康德、还是陈乐民先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过于绝对”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同样不能绝对地说，思想家就一定比政治家更伟大。个人的伟大与否，不可能仅仅以“职业”的区别来定量的，我们不能否认，搞学术理论的思想家中也有孬种，而世界历史上也不缺伟大的政治家。所有事物，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承认，上面无论是伏尔泰、康德、还是陈乐民先生的话都符合他们的历史事实，也无可指责。但是，历史还是会存在“例外”，特别是康德和伏尔泰所来不及看到、或者是没有看到的历史事实。

不错，无论中外，历史上几乎所有文人，或者说是思想家，都鄙视政治家，认为政治确实丑陋，充满着尔虞我诈的欺骗和血腥残酷的暴力杀戮。就在我的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在他们本专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政治和政治理论。

其实，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学术理论中，政治的地位，绝对不亚与任何思想、理论和学术。我这里说的“地位”，当然和伏尔泰、康德、陈乐民先生一样，是指对人类幸福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贡献。

我曾经在2006年9月就写过《从19世纪俄罗斯文人的悲哀析20世纪中国“救国理论”的缺陷》——读林国华《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有感的文章，其中，我同意林国华先生的观点：——“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3]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4]——

在这里，林国华先生尖锐地指出，正因为19世纪俄罗斯的文人，或者说是思想家，盲目清高地鄙视“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搞“政治的文化。”也正因为缺少了这种对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追求，才使“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们是自己把自己推上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为他们设置的断头台。

同样，我在这篇文章中，我也分析了20世纪因为同样的道理，中国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因为鄙视政治的丑陋，也没有重视对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追求，也使20世纪的中国走了俄罗斯相同的弯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枪炮掠夺和蹂躏后，也经受了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洗礼后，中国的大多数具有忧国忧民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主动承担起救国度民的历史重任，当时的救国理论真是五花八门，有鲁迅、巴金等人的‘文学救国’、有陶行知、张佰苓等人的‘教育救国’，有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人的‘乡村救国’，有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当然还有殊途同归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但就是独独忘了去建立一种使政治永远地远离尔虞我诈的欺骗和血腥残酷的暴力杀戮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中国，确实很少有人来踏踏实实地研究和质问‘到底是怎样的科学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能够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 当时虽然有胡适、罗隆基、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师徒相传的民主政治的思想理论，结果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最终在台湾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是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是却如此地孤立和无助。”[5]

综上所述，结论就是：政治并不丑陋，杰出的政治家同样伟大。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理论，还必须依靠伟大的政治家来实践。在当代的学术理论界，又会有谁会认为具体地实践了洛克、伏尔泰、康德等思想家的政治理论的美国建国精英华盛顿及其朋友们，对全人类的幸福和历史发展的贡献，会比他们这些思想家小呢？

历史的事实不仅仅证明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杰出的政治家并不比思想家们逊色，而且可以说，如果哪个国家历史上没有哪位杰出的政治家建立了使他们国家的政治不再“丑陋”的民主的政治制度，那么他们的国家也就永远地“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和国民幸福富裕。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是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但政治家，是不可能引进的，必须是土生土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杰出的政治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远远超出了思想家们。

2010年4月5日星期一

[1]、[2]：陈乐民《启蒙札记》中《敬畏的思想家》

[3]、[4]：林国华《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2006年9月7日《南方周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402a00100082f.html

[5]：丁礼庭《从19世纪俄罗斯文人的悲哀析20世纪中国“救国理论”的缺陷》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952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