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4 次 更新时间:2011-07-25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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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铭  

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变;能够创造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从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收入中等阶段以后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代价等基础上的粗放式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条件下不可持续;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依赖出口实现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难以重现,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

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年下降以及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逐步显现,其后果是依靠人口红利维系的制造业竞争力及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正逐步消失。

三是改革放缓和逆市场化的趋势有所加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控制力增强,国有经济中垄断部门的改革明显滞后,影响了民间资本的发育和民间投资的扩大。

四是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有所强化。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城市偏向”尤其是重点发展大城市的战略不仅扩大了城乡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差异扩大,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格局。

五是社会流动性低的状况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收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结构的刚性有加大的趋势。这种状况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从而可能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

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共享式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抓住和谐社会建设的契机适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

虽然存在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成功地跨越陷阱,一方面需要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共享式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的契机,适时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

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造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有所下降,这意味着资本形成会和劳动增长一同减缓,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变。这就要求加速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步伐,大幅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并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此外,发展方式转变要求从过度依赖外需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驱动增长,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以培育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泉。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中国可以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开发这种新的人口红利,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继续扩大对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完善中职和高职教育体系,调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以及加强对就业者培训。

以扩大民间投资提升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相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扩大是构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改善收入结构进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更有效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扩大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引导国有资本尽快从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减少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并鼓励民间投资在竞争性领域夯实自身实力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垄断性行业,与国有资本展开合理竞争,优化产业组织、产业生态和市场结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以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发展成果的城乡共享。“十二五”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应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平衡,坚持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道路,通过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城乡居民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利益,逐步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

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构筑开放有序的社会结构。从国际经验来看,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社会领域出问题的国家。从中国的发展阶段看,“转型”的内涵也已经不再限于经济发展的转型,而是扩展到社会发展转型。一个开放而有序的社会结构不仅是经济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体现。能够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构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需要政府将关注的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从政府的支出结构来看,应该将符合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要求的公共财政落到实处,即将经济建设的投资转向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使这些领域投资的总量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结构不平等,逐步减缓或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并加大社会流动性;在制度上,要着眼于解决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不平等,推动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拓宽社会的流动和上升的渠道,使得阶层之间的攀升有足够的空间,并注重壮大和稳定中间阶层,形成适合市民社会要求的社会结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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