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也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摩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3 次 更新时间:2011-07-23 2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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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读到了网名叫“我不讲”的先生的文章《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1]和《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2](以下以《贸易摩擦文章》的简称来代替这二篇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发达国家的资本为追逐廉价劳动力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生产廉价产品后回流到发达国家。——这个全球化的主要内涵之一,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或者说对造福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对这个全球化问题,我的理解是:

  市场经济前200多年为什么没有这种资本外流的现象?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很少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象的,那么,在这种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几百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低效,自始至终受到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经济学家刘易斯对这种事实的理论分析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业的收入来决定的。如果农村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无限供给”的特征。这时,工业的发展就会有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会产生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压力。刘易斯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收入决定的。”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运输成本”。

  在这里,刘易斯先生确实详细地描绘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造成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现在我来详细分析这种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是由市场自然决定的价格和其它经济现象就是正确的。但上面刘易斯所指出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及其造成的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事实,虽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这种市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却是“反市场的”,或者说是违反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的,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这是因为: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扰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永远过剩,而资本,或者说是物化资本的资源,永远紧缺。在这种供求绝对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就永远是低于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成果的,也就是由于低于劳动力的合理所得的。但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受到生存压力的迫胁,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无论工资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劳动者不可能拒绝。因此,纯粹的市场调节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低工资而减少劳动力供应,使劳资之间的供需自动恢复平衡。

  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

  当这种“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的积累就导致了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就应运而生。且不说凯恩斯主义中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罗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会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高税收来推行福利制度,所有这些

  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或者说是“促进和完善”市场的功能的一系列调节收入的政策,适当地制约了资本的强势,辅助了劳动者的弱势,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极大地激励了感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也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大多数劳动者有财力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提高了内需,政府通过反垄断立法制约了企业的垄断现象,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荣了国内市场。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就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下,就只有二个发展趋势,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阻止移民进入的政策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顺便解释一下,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市场就以自己的方式替代了人口的地域间的转移,以资本外流的方式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就不可阻挡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根源。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我认为也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就是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大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直接地、有效地为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动力。

  那么,这种资本外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这就必须先定义什么是“利”和“弊”。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就把大写的“人”字高高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的社会发展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指某个群体、阶层和阶级,不是仅仅指少数精英群体,也不是仅仅指无产阶级,而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人类全体成员。因此,贫富分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完全是错误的,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正义性的发展模式。所以,衡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利和弊,只能以这二大原则为标准:世界整体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每个人”、“一切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其中主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我们必须,也只能在“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目标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因此,能不能实现上述二大目标,就是检验“经济全球化”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标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我所指出的这方面所谓“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第一波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我之所以说这是成功的经验,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是整体性外流,也就是《贸易摩擦文章》中说的“伴随资本外流的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就产生了进一步缩小技术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替代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其次,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两要素双向流动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工业品的双向流动。”也就是说,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纵观世界经济史上所有产业转移成功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还是“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完善。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日本和“四小龙”是单纯地接受欧美的产业转移,而没有制度上“转型”的麻烦。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国外资本流入、产业转移和本国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由本国内需提高所形成的完善的国内市场的健全,合并成同步发展的同一个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对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欧美国家本身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对欧美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没有非常尖锐地因资本外流而造成大规模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复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达到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来总体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这就足以证明《贸易摩擦文章》中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全球化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团私利,与大众利益向冲突的政策,……经济全球化是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向前推进的。”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经济全球化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也完全可以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而这种《贸易摩擦文章》中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也就是我说的失误和教训,是来自于第二波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也就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的失误、教训的原因和事实是:

  第一、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不但给这种“双转” (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带来困难,而且如果这种“双转”模式不能同步适应,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是严重滞后的话,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

  第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必然地重复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痛苦的历史: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国企通过政府权力实行垄断、以及民众贫困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所有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为整个过程发展的快速和激烈的程度,使这种危害和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这种由于工会和民主权利的缺位造成的劳动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因贫困引起的教育欠缺,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劳动者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单一的生产实体的转移,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掌握低端的生产环节,是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获利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权的事实,从而也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争取和完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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