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国家建构语境下“社会”的中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0 次 更新时间:2011-07-21 10: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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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重整社会,是晚近百多年来“中国问题”的重要内涵。没有对于社会的通盘重组,中国既无“攘外”之力,亦无“安内”之望。社会衰朽,则政治无立身之基,国家建构无从谈起。实际上,自传统小自耕农格局所成就的“一盘散沙”转型为现代社会与经济形态,非得经由生产方式的重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换,进而引发社会变革,造成新型社会形态,继而提炼出新型政治形态不可。否则,“中国问题”之解决无望,固无疑义,“人生问题”亦且无出头之日,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重整社会”讲述的是中国的社会建设或者社会重建这一主题。而“社会”一词与政治、政府或者国家相对应,至少包括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等诸项愿景。实际上,就晚近中国的历史逻辑来看,它们启自市场经济的发育,次第登场,而终究势必导向政治社会的成长,汇入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洪流之中。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就晚近“中国问题”视野下,在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核心愿景逐一略作剖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凡此论述,既非一种历史类型论梳理,亦非有关“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式阐释,毋宁,它旨在揭示在“中国问题”和“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社会”的多层次含义和多元化愿景,凡此含义和愿景,有些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些尚需假以时日,才能从应然变成实然,获得自己的中国式肉身。

  

   一、经济社会

  

  百多年间,“发展经济”蔚为主旨,无论政体如何变换,而此项宗旨贯穿如一。[1]但是,就采行何种经济模式或者进路以求“发达”与“繁荣”而言,则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自洋务运动以降,为使传统中国的帝制经济、诸侯经济和小农经济变身为现代经济形态,中国经济转型的总体趋向是学习“商业民族”的西方模式,以建立现代中国的工商业体制,诉诸经济强国的愿景。而自民国肇始以还的四十年间,主流取向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形成以国家调控和市场运作并行、诉诸现代法权安排为基本形态的经济形态。此后官僚资本的产生及其权贵垄断性经营,其弊日显,在政治革命之后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历经三十年的“一大二公”,于二十世纪后半叶重新回归起点,再度开始自己的市场化进程。

  因此,刻下已逾三十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其实接续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第二波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理念,以形成所有权自由、交易自由和营业自由、消费自由为基本目标,同时着力于建设两相配套的法制体系。因此,才会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申说。但是,不论怎样,如何创造财富,使得国民财富极大地涌流,同时,确保财富的创造者享有和消费财富,依法保护财富,构成了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引导中国经历和经历着自经济社会向政治社会的成长进程。

  的确,在此总体历史进程中,“新中国”的愿景可能首先意味着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即以经济理性为纲领,基于生产与交换关系而逐渐形成的商品社会,一个国民财富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其主旨在于解决国民财富的创造、流转、占有和消费的问题。用最为通约的话语来说,经济社会是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态,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说的“农工商阶段”,构成其最高形态。实际上,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就是现代市场的诞生历史,建构现代政治与形成现代市场,是承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机车奔腾向前的双轨。而欧西现代国家的产生历程,特别是“现代英国”呈现于世的历史说明,实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与市场,恰恰是现代国家建构中首需解决的问题,可能,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而形成市场与政治的并立之势,社会与国家的“双强”格局,从而建设国家能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古典国家形态的卓越之处。换言之,现代国家建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秩序前提。因此,现代国家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单元,同时,还是一个既定的经济单元。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实现的内政的一体化,恰恰是市场诞生的始初条件,就像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经济产物,市场经济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努力推进、着意营造的结果。实际上,现代国家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人们希望运用国家推进经济发展。毕竟,商船的前后总是炮舰,是晚近以还迄今音响未息的政治二重奏。因此,诸如以“五年计划”一类的反市场化行为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同样需要置于这一历史语境,才能获得真确理解。

  在此市场和政治一统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产权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的温床,也是敲动那个叫做“现代”的人间秩序的杠杆。诸如产权意识、阶级意识和公民意识,均属于所谓的“现代意识”。作为构成此种社会形态的要素,政治和法权设置不仅在于保障产权关系,特别是提供私有产权的法权屏障,而且,经由此种保护以鼓励创造国民财富,满足市民阶级的财富追求,形成一般生产和交换的政治与法权条件,一种稳定的、具有可预期性的普遍制度形态。经此安排,国民既是财富的辛勤创造者和正当追求者,而且是财富的合法消费者与生活的当然享受者;国家权力与国民财富达成良性互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互为基础和条件,而一体诉诸各自抽象一体性的法权安排及其总体性法权安排——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共同致力于提澌国民福祉、实现和平共善的国家目标。

  就晚近中国三十年间的情形而言,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退潮之后,经济社会逐步成型,堂皇登场。但是,其特殊性在于,迄而至今,一定时期内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直接下场博弈,以公权的统辖性打通国内市场,运作海外市场,捍卫国家利益,这一基本格局并无重大变化。由此进路,迄至加入“世贸”前,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式的经济社会格局,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高强度干预和主导地位,导致国家对于财富的广泛直接掌控,采取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学与一切服务于“维稳”的政治政策,形成了某种“GDP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因而,其与当时德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差别在于,德国对内施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外奉守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对内施行有限度的自由主义改革,对外推进以“接轨”为标帜的甚至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二者同时并行,信誓旦旦于致力“复兴中华”的长远目标,不仅说明一段时期内,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其“成熟性”尚不足以看清、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本质,也在于非如此不足以“取法乎上”,被迫于“不得不然”间求取“有所然而然”。[2] 因而,它引申、催逼出了复兴伦理社会、促使“中国”进境于政治社会的现实必要性。

  

  二、伦理社会

  

  本来,老中国就是一个伦理社会,其以宗法礼制相维系,与上端的帝制政治同根同源,两相磨合,蔚为形影。晚近以还,历经百多年冲击,这一社会形态基本解体。其间,新文化运动、“一大二公”的集体化以及城市化工商业生活方式,递次降临,著力尤巨。其间,个体主义的自我定位,消泯私利和自我的共产集体哲学,以及经济理性人,因应时需,分别成为它们相伴相随的理论形态。

  百多年间,如果说中国的历史进程主要着力于一个“破”字,矫枉过正,而使得伦理社会不复原型的话,那么,时光流转,今日中国反倒亟需重建新型伦理社会与社会伦理。破字当头的急遽转型时段已过,日常政治正在登场与必将登场,至少是社群主义意义上的伦理社会和社会伦理,重新成为人们的情感需求,也是社会的自我疗伤,而日益显现出其现实性,自是顺理成章。就此而言,历经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诸般冲击,正在面临着社会分裂与人生伦理残缺窘迫的当下中国,亟需重建社会伦理,其实是社会自身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对于初尝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冷面理性滋味的中国人来说,复兴伦理社会的礼法内涵,并佐以社群主义理想来建设良善生活,可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3]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口,“冲破宗法礼教束缚”,如同“砸烂孔家店”,虽然过头,然而确有其悲情与“不得不然”的话,那么,此刻重申新型伦理社会重建的现实必要性,同样是一种不得不然,而且,势所必然。此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因着“文革”对于传统社会伦理的摧残性打击和市场经济对于常态社会伦理釜底抽薪般的洗劫,导致社会大众出现普遍的挫折感和无所归依的破碎、游离状态,而愈显必要与迫切。

  也就因此,重建伦理社会,不仅意味着对于近代以来迭遭摧残的中国人生伦理的回归,对于曾遭简单幼稚的现代性思潮否定的一般伦理的“拨乱反正”,而且,意味着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社会的新型伦理的尊重和接纳,赋予当下生活催生的诸多价值以“新伦理”的位置,特别是于此过程中,给予人类的普世伦理以应有的重构性阐释。在此过程中,基于孝道的传统伦理与有关赡养关系的法律调节的统一,关于信用的法权建构和伦理阐扬,凡此种种,关乎新旧,事涉道德和法律,跨越人生与实用,均为今日法权秩序下的伦理社会所要调理的实际问题,也是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一直孜孜致力的汉语学思。[4]

  

  三、市民社会

  

  在此,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景观和社会生态,自始就是“中国问题”的派生内容,属于“中国问题”的二级问题。与“伦理社会”相仿,老中国自宋明以降即已发育出繁华的市民生活,而同样在后来的共产集体主义体制下遽归殒灭。说来话长,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分东西,都曾遭遇过“左”“右”两翼的极权体制。其中,右翼极权体制以垄断政治为已足,而对信仰世界和私性生活网开一面。换言之,只要政治上保持一律,免于对政权发出公共质问,则“甜蜜小日子”随你过。因此,“马照跑,舞照跳”,成为此种体制下市民生活的具象展现。与此相反,左翼极权体制不仅垄断政治,而且,将信仰世界和市民生活一并收入彀中。此时此刻,不仅没有此在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分际,而且,也没有公共生活与私性生活的区别,或者说,它们一体垄断于独裁政治,导致了一种无世界性的世界与无政治性的政治局面。于是,温情脉脉、“小资麻麻”和俗世享乐均为罪过,均不复见,人性被压缩为单纯生物形态,人成为服务于特定政制、听命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螺丝钉”。

  就帝制解体之后的百年而言,民国政体类属右翼极权,其后的共产集体主义正相反对,晚近三十年重回起点出发,以回头接应“1949”或者“1911”的方式,开启了市民社会的大门,逐步营建出世俗化浪潮下的浮世景观。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洗澡”与“洗钱”同时登台,“搓脚”和“搓麻”遍于国中。普遍的堕落景象,繁华光影中幽暗人性的悄悄满足,其实讲述的是政治放了社会一马,而一起回归人性基本面的社会重建故事。

  

   四、公民社会

  

  然而,正是在此,公民社会的登场愈显必需,甚至急迫。否则,“娱乐致死”的格局将底线伦理相对化,放纵畸形人性需求,同样是一种摒绝人世生活的公共性,使得世界无世界性的经营管理式打理人生方式。禁止或者无形中使得人们放弃对于公共事务进行自然法追问,不仅有违人人得享自我提升的道义,而且,彻底消泯了人世生活的公共维度,结果是人世生活本身亦将不保。因此,不难理解,即便是单纯耽溺于俗世享乐生活的格局,面对强大权力,实际上也时刻处于自身难保的局面,长远而言,可能连俗世事务的享有亦且不保,终究是早晚的事。因此,公民社会的登场不仅在于满足从市民身份向公民位格转型的现代人自我定位需求,而且,它说明了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弥补市民社会的不足,进而保障市民生活顺畅延续的政治原理。

  公民社会意味着在容忍和保卫私性生活的同时,满足人性中的利他冲动与公共需求,以公民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化生存,在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形成一个间架性结构,既为其缓冲,又为其联结,而恰成一道促进双方各守其份的屏障,最终致力于可欲的公共生活。其间,一个致力于此的机制,也是最为重要的诉求,就是公民社会立基于平等主体相互承认的法权,重在赋予全体公民以集体行动的联合权能。由此,公民不仅可得抗衡国家的扩张势能,而且有益于救济国家权能的不足,形成公私分际清晰、而又相互贯通的社稷格局。臻达此境,才是整合一体的成熟国族形象。

  公民集体行动及其联合权能意味着私性的市民由此变身为公共存在的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等集体行动是他们联合权能的实现机制,也是彰显其公民位格的分享着的公共表达方式,更是公民位格落实于生活场景的自我展现。而公民共同体的组织化生存,决定了公民结社的正当性,其中,其最高形态是诉诸政党政治。藉此最为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公共关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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