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有许多定义，有人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结合体”;也有人认为是“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大量基础建设投入”。经济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loan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高端讲座《“中国模式”到底多独特》上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
“中国模式”并不独特
GDP多年保持10%-11%高速增长，政府储蓄率6年内增加一倍，工资增长严重落后与生产率的增长，前100大企业的75%的资产属于国企，对外资非常开放，高速工业化令农业人口在20年内减少1/3。
从数据上看，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在说中国，不过，这些数据却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奇迹”的描述。
“人们往往把经济‘数据’当做经济‘模式’。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黄亚生在会上表示，“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IMF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比如日本取1955年，韩国取1966年，新加坡取1967年，中国取197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
“中国模式”面临问题
“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诸多问题。以土地问题为例，土地纠纷所引出的各种矛盾，是近几年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土地的产权是国家所有制，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被流通，农民只有经营权，没有交易的权利。“政府用行政的力量把地从农民那儿拿走，然后盖高楼大厦等等，从中获利，这个模式早晚要失败。”黄亚生表示，“一个可以对比的例子仍然来自巴西，自巴西1988年改革开始，其经济发展模式变得比较平衡，它解决了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通过政府来真正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巴西的普通老百姓，老百姓拿到权利以后可以到银行去贷款，拿了贷款以后可以做小生意，给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然后经济走上良性循环。”
另外，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拉动国内消费。从中国家庭消费和GDP比例的状况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是在50%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开始下降，除了在90年代中期稍微有所恢复外，从2000年至今，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没有停止。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占到GDP比例是35%左右。“35%的比例大概是全世界大型经济体里最低的。”黄亚生表示，“这一比例在美国是70%，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