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师资队伍，经初期的院系调整，实力雄厚，其中古典文学师资更见突出。除原有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位外，经院系调整来的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诸位，一时人才济济。其中刘大杰先生最早于70年代末期逝世，年七十余。其他五位均于80年代至90年代初先后下世，赵、蒋八十多岁，郭、朱、陈均九十多岁，俱称高寿。我长期在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工作，又担任组的行政事务，与以上诸位接触较多，有的还是我的老师，觉得他们的风范业绩，可永垂不朽。回首往事，不禁有人世沧桑之感。今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以供学界参考。

郭绍虞重视文学史

郭绍虞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从北京南下上海，原在同济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同济大学设有文科)。院系调整时由同济至复旦，任中文系主任。50年代中期，他心脏病发作，病情颇重，休息一段时期后始康复，从此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在家从事著述，并带少数研究生。系里特为他配置一名助手，帮助他整理修订旧稿。

郭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述丰硕。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成为该学科的开山力作。50年代前期，他试图运用新观点改写两卷本的《批评史》旧著，删繁就简，编成了一部一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高校文科教材，较便初学。由于受到当时学术界“左”倾思潮的影响，旧著的不少长处(如材料翔实、考订细密)却丢失了。前两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把旧著重印出版，是一大好事。

郭先生虽然一生致力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他很重视中国文学史。他教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写过一部分文学史的论文(收入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还曾经打算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因觉得文学史范围广阔，头绪纷繁，不易写好而作罢。于是缩小范围，专治文学批评史。他在两卷本《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关系的。”这几句话精辟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紧密关系，也反映出他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学史。

郭先生还认为，具有较好的文学史基础，是学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条件。60年代初期，我代表教研组请他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研究生。他表示同意，但接着说：当前大学本科生在大学阶段读古典文学的书不多，基础不厚，读批评史困难较大；最好先让他们读几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生，然后再攻读文学批评史。这话讲得很有理。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是结合着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进行的；如果对作家作品的具体情况，对文学史不了解，就不能理解古代文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针对性，就容易产生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现象。

郭先生还很重视文艺理论的学习。50年代他曾尝试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改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次是上面提到的50年代初期的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次是50年代后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虽然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等原因，写得并不理想、妥帖，但却表明了他对学习并运用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视。在他看来，具有较良好的文艺理论修养和中国文学史的基础，都是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条件。这种看法还是相当中肯的。

朱东润重视爱国诗人

朱东润先生解放前夕在上海沪江大学执教，50年代初期高校院系调整时来复旦中文系。除教课外，50年代曾任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其后改任中文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间，他被目为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大会批斗。红卫兵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他的夫人也因受里弄委员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朱先生很刚强，经历了许多磨难，挺了过来。“四人帮”垮台后，他精神奋发，重理旧业，以八十余岁高龄又写下了多部传记著作。

朱先生一生关心国事，他研究古代文学，重视发扬爱国精神。1949年后，他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于是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信念，在晚年终于如愿。

朱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古代作家传记写作成就最为突出。朱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阅读了不少英国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深受启发，并感到中国在这方面太落后了，遂萌发了钻研、写作传记文学的念头。他早期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就是一部资料翔实、引人瞩目的传记。他早期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读诗四论》(后增订改名为《诗三百篇探故》)是《诗经》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该学科的重要著作之一。但他感到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拓荒工作园地更广阔，更需要有人努力耕耘，于是在1949年后更致力于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他在中文系长期教中国文学史宋元段，结合教学，先写了《梅尧臣传》、《陆游传》，还写了《杜甫叙论》，以后再延伸下去，写了《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他写传记，不但熟读传主本人的集子，而且注意传主的时代背景与有关人物，涉及面广，要花去很多工夫，颇为辛苦。他写最后一本传记《元好问传》时，精力已经不支，一度进医院治疗，出院后继续抓紧把该书写完，不幸不久即抱病身亡，可说为传记文学付出了最后一滴血。

朱先生重视爱国思想与精神，他写的传记大抵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的诗人，杜甫、梅尧臣、陆游、元好问、陈子龙都是如此。张居正则是明代中叶主持国政、为国家立下大功的政治家。朱先生为这些人物作传，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价值取向。他对放诞虚无的人生观、作风颇为反感，因而不喜欢《庄子》一书。他熟悉宋代文学，曾经想为苏轼作传，终因苏轼思想中老庄成分较多，与自己旨趣不合，没有动笔。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态度严肃，不喜欢大胆表现情爱的诗歌。我写过一本《六朝乐府与民歌》，专门探讨六朝着重表现情爱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他不大欣赏。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范晔后汉书的序论》，内容指出范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着重表彰关心国事、崇尚节义的人物，他则颇为赞赏。

朱先生为人刚强，很有个性，但也善于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同志负责组织高校文科教材，来上海时，指定朱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刘大杰两先生分别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史》。鉴于《历代作品选》份量颇大，我建议把它分为先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部分，分别由复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教师分工注释，朱先生欣然同意。由于三校教师通力合作，这部教材得以在不长时间内完成。

刘大杰与《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先生原在暨南大学(该校当时设在上海)执教，任文学院长，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刘先生早年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但古典文学基础良好，而且在教师郁达夫的影响下，爱好新文学，曾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后又东渡日本留学，注意学习西欧文学，发表了若干介绍欧洲文学的著作，因而眼界开阔。抗日战争期间，他蛰居上海，写成巨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41、1949年，出版后名声大噪，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刘先生较多地接触西方文艺思想，同时又注意吸收“五四”以后现代学者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显得视野开阔，富有新鲜感。他注意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些名称概念，但不生搬硬套；注意突出某一历史时期最有成就的文体(如宋词)，但也避免把“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论点极端化，如明清时代只讲小说戏曲、不讲诗文的片面性。全书显得既新颖而复圆通，兼之全书条理清晰，文笔流畅，因而赢得学术界的瞩目与广大读者的喜爱。50至60年代，刘先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吸收新的资料，对《发展史》作了部分修改，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现在看来，因受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潮影响，修改本较两卷本旧著也是有得有失。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把两卷本旧著重印行世，也是很有意义的。

50年代末期，学术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在古代文学方面，复旦中文系原来打算重点批判两本书，即《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卷本)，后因学生觉得郭的《批评史》不易读懂，难度很大，遂集中力量批判《文学发展史》一书。学生们写了不少批判文章，开了批判会，还编成《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一书出版。与此同时，学生们还集体编著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贯穿全书的主线。现在看来，这两部书都深受“左”倾思潮影响，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论，因而后来很少有人去参考它了。当时校外也有人(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同志)也发表过批判《文学发展史》的文章，刘先生后来也写过少量反批评的文章。

据刘先生说，60年代，毛主席曾托人传话，要他改写《文学发展史》。某次又在上海接见他，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刘先生在60年代遂改写《文学发展史》，注意突出历史上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第一卷出版后，深受毛主席重视，并把它印成线装大字本。之后刘先生去北京，江青接见，赠他大字本一部，嘱他继续写下去。后来第二卷出版，书中突出儒法斗争，并不适当地吹捧武则天的文学业绩。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两册《文学发展史》(特别第二卷)受到学界批判，有的复旦同事更给予猛烈抨击。刘先生在这方面确实犯了错误，但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也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原因。1977年，刘先生患病去世。现在流行的《文学发展史》，仍为五六十年代的修订本。

50年代中期，高教部曾组织部分高校的若干专家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由北大牵头。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段由刘先生负责，写出了大纲(全书大纲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刘先生不久因患肠癌，开刀后须有较长时间休养，不能参与此书的正式编写，这阶段遂改由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负责。此书编成后，署名游国恩、王起(季思)、萧涤非等编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迄今风行不衰。

刘先生还参与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工作。60年代初，周扬同志指定刘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找了复旦中文系的若干年轻同志分工编写。事隔一年余，此项工作即因教师纷纷下乡下厂参加“四清”运动而中辍。当时仅写成上卷(先秦至唐五代段)，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刘先生当时忙于改写《文学发展史》，没有参与《批评史》的写作，只参与制定全书的章节目录，并审阅了上卷全稿，作了部分修订。该书唐以后的部分手稿，在“文革”中遗失。80年代，由我与顾易生同志主持，继续编完了《批评史》宋元明清阶段，分成中下两卷出版。当时因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征得刘师母李辉群女士同意，此书署名改由我与顾易生主编，对刘先生参与《批评史》上卷工作的情况，则在卷首说明中作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