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7 次 更新时间:2011-07-12 17: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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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但没找到。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

  

  梦碎的乡村

  

  阿星的家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乡村?

  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位于天等县西部,南通大新县,西通靖西县,北通德保县,全乡有10个行政村,122个自然屯,总人口约3.7万人。现在,从上映乡到温江村开车20分钟可到,五年前则山路崎岖,从乡到村需花一小时左右坐“三轮蹦蹦车”。温江村是个远离县城中心的偏远山村,它离县城40公里,离中越边境却只有30公里。在历史上治安就差,在县志上就记录过大规模的群架。

  走进温江村,它和中国大多数内地农村并无太大差别,16岁-40岁之间的壮劳力差不多都在外面打工。至2010年,温江村有678户3299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打工或在邻县挖矿。村庄寥落冷清,不少新造的砖房无人居住。在温江村,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家盖了砖房,主要是靠打工与挖矿赚来的钱。在村口,可以看到老太太孤独地坐在角落,乏人料的儿童在巷子里滚得一身是土。向田间望去,除了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缓缓干活,再也找不到动人的生机了。

  像阿星家的三层楼房,长年只有年逾八十的老奶奶居住。

  温江村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中,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石山,树木稀少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雄奇险峻,是天等县“大石山区”的一部分。在岩石间勉强挖出来的土地,地薄肥贫。村里也缺乏引水渠等水利,靠天吃饭,稻谷亩产一般只有四五百斤。村里的老人常说:“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做到累死也没有多少收入。”

  温江村支书赵佩荣介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约1600元左右,人均月入也就是60元左右。

  在村委旁的温江小学,也是后来在深圳抢劫的诸多悍匪的母校。与五年前相比,学校有了新楼,但仍有学前班的儿童在破烂的水泥砖屋里上课。在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50名温江村抢劫者名单中,80%以上是小学学历,像赵民显、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原因是读不起书。剩下的基本是初中学历,也有少数不会写自已的名字。整个村出去打工的人也相仿。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曾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这些识字有限的青年,也常常只能在深圳最差的工厂打工,或者失业。现在虽然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学校仍然要向每名学生收三百多元,一些家长仍然称供孩子读书有困难。

  村民们普遍相信“读书无用论”。他们这几个屯连少数几名大学毕业的青年,都没有找到好工作。如末屯的许国胜,在龙州师范读了四年本科,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找不到工作去深圳打工。

  这样的示范效应,甚至也影响到了许多农村儿童的观念。一名小学生的童言无忌甚至还把上映小学的校长甘绍新噎住了:“校长,你读了那么多年书,也就两千块左右的工资。我爸小学都没读完,在汕头做了个技工,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元。我觉得读书真没用啊。”辍学,甚至常常是不少孩子自愿的选择。

  在温江村气屯,温江村抢劫犯罪最多的屯之一,不少曾经的留守儿童又像走上了前一辈的打工与漂泊之路。

  1994年出生的马文清,瘦小,长得像个儿童。他12岁小学还没毕业,就到深圳的一家五金厂去打工,至今已打工四年了,每天工作12小时。1995年出生的许建章,也是个黄毛少年,他读到初二就辍学,现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也工作12小时。1996年出生的黄克赞,初一没读完,就去汕头的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常超过12小时。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电子元件,只得自己加班补做。

  他们都曾经像打工父辈们那样有过简单的梦想。许建章的梦想是挣钱买摩托车,黄克赞的梦想是为了挣钱给家里盖房子。黄克赞还对汕头产生了依恋:“我都把那里当做家了,就算那里的人不把我当家人。”

  但这只是玻璃般容易破碎的梦想。

  首先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地域歧视。由于天等人有了“砍手党”的恶名,深圳许多工厂在招聘时规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谈”。不要说是童工,就是许多成年的温江村人也因为这一招工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结果,温江村人黄海清,就是受到这样的招工歧视,而去做了“砍手党”。

  并且,由于他们是童工,正规工厂都不可能接收。他们就只能借一张身份证,去那些最烂、最黑的工厂谋生,承受他们的年龄本不应承受的超时超强劳动。在我调查的七名气屯童工中,他们都曾被开除、曾挨饿、曾在街头流浪。他们差不多每个人每年都会有五个月时间没有工作。马文清没有工作时,就睡网吧、睡公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馒头。他们中另有一个孩子还在失去工作的那几个月去抢夺过项链。我问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吗,你有胆吗,你没有道德负疚感吗?”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样饿时,就不会这样想这么多问题了。”

  在这样的乡村,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与一名在深圳的上映乡籍打工者就此展开了一番对话。

  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答:钱。

  问:为什么?

  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鄙视。而如果有了钱,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每天都是末日

  

  流行在上映乡的这套抢劫“理论”,听起来理直气壮。但也只有当奉行者身受其罚时,才会明白这其实是条不归路。狱中的杨成康感叹:“抢劫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回不了头。”

  杨成康在车站争夺中被砍残后,并没有离开“黑社会”,反而在2004年后加入由温江村人与天等县老乡组成的抢劫团伙。这个团伙中有温江村人农学波、农学善兄弟,有新的“大哥”上映乡连加村的“大傻”许树锦、宁干乡的“福运”陆明业等十几人。

  杨成康由于腿已残疾,就不抡枪上前,主要是为他们开车、望风、出谋划策。他们在深圳、东莞等马路、商店、餐馆、茶馆、珠宝行、车行等处持枪抢劫。后来仅判决书上能查到的2005年1月-6月间,就抢了近二十单,涉及数百万元财物。

  那时,他们一般喜欢戴着鸭舌帽抢劫。

  这是一次被司法文书完整记录的抢劫。在一辆墨绿色的丰田佳美小轿车里,农学波戴上了鸭舌帽,从黑色的旅行袋里掏出了左轮单管雷鸣登长枪,把子弹推上膛。

  坐在旁边的黎学兴也从旅行袋里掏出了一把黑色左轮手枪,农学善和陆明业分别掏出了一把红柄白刃的砍刀。他们都统一戴上了鸭舌帽。

  车窗外,是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振华十街的夜市。这是2005年4月30日的凌晨三点,在南方人的习惯里,这还正是宵夜的好时候,街上的夜店仍然霓虹闪烁。“肥婆烧鹅”店人声喧哗,坐在店门口圆桌边的三男三女,衣着时尚、戴着金链、谈笑风生。“嘎!”一辆墨绿色丰田佳美在店门口一个急刹,四名拿着刀和枪的年轻人从车里闪了出来。汽车的引擎并没熄火,驾驶室还坐着一人。

  坐在门口的三男三女还未及反应,这几个人已冲入店内。拿长枪的站在门口,端着枪叫所有人别动。拿手枪的对着这张圆桌旁的男女,叫着:“打劫,拿钱出来!”其他两个拿刀的人上去搜身,扯下了两名男子的金项链和金戒指,搜走了他们六个人的手机、人民币、港元。店里安静极了,刚才喧哗的人声好像一下子被按了暂停键。

  暂停,只有两分钟。

  这四名男子抢毕那六人,又快速冲进那辆丰田佳美,然后以180公里的时速,朝深圳市公明镇方向绝尘而去。

  农学波这几人,在这单劫案中共抢得人民币、港币共7000元,手机4部,另有金项链、金戒指等。当天下午,销赃完毕,他们在公明镇合水口村的一个赌档分赃,各得4000元。这是后来的判决书里确认的。

  他们这十几个人,抢劫并没有严密的计划,常常是临时起兴。晚上一般就在公明镇的合水口村或者马田村赌档玩筒子,“有时候你今天还有钱,你就不去了,有时候你钱用完了,你就去了”。“开工”,只要在赌档里相互递个眼色就行。

  他们喜欢抢有车一族。在他们看来,有车的一般都算富人:“抢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抢后心里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抢穷人一块钱都会和你拼命,抢富人一万块钱都会乖乖给你。”在狱中的温江村抢劫者黄海清坦言。在抢劫者中,很少会有惧怕与负罪感。黄海清在狱中忆起他抢到钱的那刻,都会抬起头看着天空笑。

  到了2005年1月,同伙许树锦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杨成康回到温江村躲风头。恰在那时,杨成康碰上了从东莞打工回来过年的阿星。

  阿星曾和他促膝夜谈,羡慕杨成康他们的“风光”,有加入之意。也是在那时,我在温江村调查砍手党时碰上了阿星,他在我面前为“砍手党”作了一番直率的辩解。阿星在辩解中认为他很了解这些抢劫者,他们没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又受歧视,所以就仇恨城里人,就会去抢劫。他甚至说:“如果有一天老板拖欠我的工资,并且我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我也会去抢。”我劝他,抢劫是条不归路,有困难可以联系我帮助,但千万别走那条不归路。而狱中受访的杨成康回忆,其实那时他在温江村暗处看着我,一举一动尽在眼底。

  一向谨慎的杨成康最后还是马失前蹄。2004年12月30日,他与同伙居然“一不小心”,就把东莞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一名身着便服的刑警全家给抢了,还持枪逼那名刑警交出了凌志车。他终因此案在2005年2月被捕,后获刑12年半。

  温江村的又一名“教父”落网,阿星感到了惧怕。他离开深圳去汕头,想老老实实打工,“逃离老乡这张网”。

  杨成康的落网,使农学波等人更加有不祥之感。他们抢劫与挥霍更趋于疯狂。农学波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抢劫了8次,所获财物逾20万元。并全部挥霍在赌档与夜总会上。

  农学波他们最喜欢去“嗨”的夜总会是东莞的东泰娱乐城,在那里喝酒、吸毒、玩女人,一晚上花几万元是常事。狱中的农学波回忆,每次抢后,心里其实都有种说不清的空虚感和“末日感”,所以每次都会“嗨”得很疯狂,“我们干的活,等于说生命一分钱都不值。大家根本都不管明天”。

  农学波记忆中玩得最“嗨”的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2005年6月2日凌晨三时,他们叫了四十多男女在东泰娱乐城“嗨”毒,被警察一锅端。

  

  老乡犯罪网

  

  这又一次让在汕头打工的阿星震惊,他曾在2005年6月,数次惶恐不安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一百来人”,他觉得“村里的年轻人都要被抓光了”。其时,在老支书冯成金家里,已经有厚厚一叠缉查通知书。“都是跟风,我不想在通知单上留下我的名字。”阿星在狱中描述当时的心情。

  阿星已经难以忍受在汕头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且没有休息天。他希望找一份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的工作。热心的法官卫彦虎曾经承诺帮他找。但这位法官恰在那时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那时,阿星想辞工,独自去找“8小时的工作”。但他身上几无现金,他962元的工资,被汕头的织带厂扣押着。在当地,这被认为是行规。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赵民贞家喝满月酒时,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醉醺醺地问同村的邻居冯春毫,他试探性地问冯:“我们去开工(抢劫)。”冯春毫说,“开就开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冯春毫那时很缺钱。冯春毫是温江村老支书冯成金的侄子,冯成金恰在那时中风病倒。冯成金的儿子冯森壮致电冯春毫,“你无论如何要搞几千块钱回来给我爸治病”。但冯春毫没有钱,他一开始想的办法是卖自已的手机。2005年7月6日,阿星陪着他一起去二手市场卖手机。“那一天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钟头,到处都卖不掉。”后来这部手机卖了200元。“但两百块钱,怎么好意思寄回去呢?”阿星在回忆中苦笑。阿星一家和冯成金老支书也关系不错。他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以前在村里,谁家杀鸡喝酒,都会叫上另一家”,阿星决定要帮冯春毫“筹钱”。

  2005年7月8日傍晚,冯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买刀。阿星后来在狱中认为,如果那天晚上顺利辞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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