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8 次 更新时间:2011-07-12 15: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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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意识形态历来被视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最难以改革和转型的领域。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这种转型为什么成功?转型的动力在哪里?如何获得成功的?

  在众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质利益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显然,他们从毛泽东时代学到了太多的教训,把国家孤立在国际共同体之外,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尽管上层领导人之间常常发生痛苦的政治斗争,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

  面临全球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国的案例似乎显示,共产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对国家政府而言。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主入党,但是党如何让自己遵从法制,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挑战。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的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周边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的全球化,给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权力。

  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但学习不是全盘照抄,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地输入思想的过程。因此,在政治领导人决定输入之前,首先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

  首先,经济全球化往往造成经济的“去国家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看来,资本可以到达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出于成本还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活动无论是税收还是调节,都将受到不愿“吓跑全球经济”的限制,结果“在全球经济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变成不合自然规律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交易单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共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标准。没有它,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自私的民族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灾难。受此推动,一些具有轻度政治敏感事务的权力,已从民族国家转移至各种各样的国际权威,既包括国家间机构,也包括私人的和商业的组织。

  全球化也给民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制造了困难,正如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样。权威主义国家常常对国内经济事务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从事这些经济事务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创造了超越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无疑,与这个部门相关联的人民也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创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不受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控制范围。

  但中国远非坐以待毙,它非常强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及其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义,动员公众感情来反对全球化。相反,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推动着领导人接受和鼓励全球化。

  中共是如何调和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主义”?这个自清末以来便有历史渊源,到孙中山提出通过“追随西方道路”来“复兴古代秩序”,便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派官员的主流情感。甚至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必须变成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闻名于世。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是全球化最早最好的论述文本,它常常被中国官方学者所引用,用来证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当性。

  对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都可以作为建设一个能够抵抗西方的强大中国的适时手段。同时在“全球化”之上加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帽子,服务于政权的民族主义目标。由此,中共得以强调,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在使国家西化,而是在复兴。

  

  政党意识形态何以激进变革

  

  不过,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这个目标。这种转变是相当激进的,如何解释?

  事实上,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对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证明,中共也不会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推动国家的全球化。

  1989年后,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指导民众激情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经济“出路”的开放引导民众认识到从政治利益(公共行动)转向经济利益(私人活动)更加有益。

  这种经济“出路”的政治意义是促使领导人将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导致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创造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处。

  首先,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素(如各种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治理,因为受利益导向的个人行为比受情感导向的行为更可预见,从而更可治理。第二,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行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可预期的。当个人追求单一的物质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不会有剧烈的变化。第三,经济发展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结合,可以使个人行为不断趋向和平。孟德斯鸠断言:“无论何地,如果有商业,那里的人们行为方式就会是温和的。这是个一般的规则。商业软化野蛮的行为方式,使其变得温和,如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那样。”第四,经济发展能够软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用,能够消除掌权者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的决策方式,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

  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如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群众组织等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党领导下的国家得以动员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权力来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会工程任务,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

  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党治国家的触及面被缩小了,它因着迷于意识形态,最终在有效治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如何帮助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这些正是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这成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不过,1980年代中共是在实际政策层面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试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愿把资本主义经济合法化。

  为什么1990年代邓小平要如此艰苦地说服领导集体接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来强烈反对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涉及两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第一,政权的政治利益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为邓小平本人所察觉,随后被新的领导集体所接受。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为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换句话说,邓小平相信当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邓小平以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务实作风而闻名。毛泽东强调把“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

  没有领导人有意识的追求,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出来。领导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还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的政治结果。有意识地追求经济增长,促成了私人领域的兴起和扩展。第一,它为社会成员退出公共领域提供了出路,没有这一私人出路,社会成员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争斗。私人领域的扩张大大减弱了政治冲突的强度,从而减轻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负担。第二,私人领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为可能:如果社会成员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可以保持一种非政治性。而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里,政治上的冷漠社会成员要自担风险,因为所有经济利益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分配的。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仅容许人们不必过度关心政治,而且鼓励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换句话说,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从市场上得到生活必需品。第三,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更稳定和更可预期的步伐向前推进。

  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从根本上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灭。

  

  政治秩序不断扩容

  

  融入全球体系,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最严重的威胁是党面临新兴社会力量要成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社会成员致力于发财致富,政治激情衰减,这段时期让党的政治压力变小,政权的合法性增强。但也相应地使既有政治秩序没有足够压力去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一旦人们满足了经济激情或经济总是受挫,他们将为自己要求一个政治角色。一个具体现象是,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希望能够对决策有些影响,甚至参与决策,以改变“权钱交易”、“每况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乱收费”等。

  这引起了中国左派的担心。在传统上,中共声称代表着五个主要团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大多数党员都来自于这些团体。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前,左派以“万言书”形式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警告来自新兴企业家阶级的政治威胁。但国家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面对左派的异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进一步将私有部门合法化了,并且在次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为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护。一旦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并给予了宪法保护,那么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是否可以与其他传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农民一样享有政治权力?2001年,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左派再次发动了一场斗争来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典型动作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一篇长文。强调“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并排斥资本家入党。

  实际上,1989年8月21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曾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上,江泽民进一步宣布党将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专家中吸纳党员。江泽民指出,阶级构成的变化已经在中国成为现实,只有从这些社会团体中吸收精英入党,才能进一步振兴党。

  通过允许资本家入党,领导人试图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确立或至少容纳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党的领导集体修改了党章,确立“三个代表”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但如今,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利益社会形成了自身的动力,其结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预期。特别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破坏着现行政治秩序,给领导人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压力。

  

  国家建构与中共之间的张力

  

  全球化推动中国建立起一种治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合乎国际规则与标准,但碰到的一个难点是党与法治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改革,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起初,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在增强党治国家的合法性上是有利的。改革派领导人为减少实施激进经济改革政策的政治阻力,容许甚至鼓励党政官员下海,投身于商业活动,由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私人领域变得比公共领域更有利可图,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一,很多人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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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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