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1-07-10 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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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应以一审庭审为中心,即以审判为中心、庭审为中心、一审为中心;而不应当以庭前程序为中心、庭下活动为中心、上级审为中心。然而,上述反诉讼规律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机制的现实。如果不解决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结构与机制的问题,就不能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但考虑现实条件,应区别案件类型与司法任务,确立不同的司法应对方式,限制这一机制的适用范围。建立这一机制,需要适度阻断侦审联结,限制庭前活动的“预审”与代审功能,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有效性和中心作用;需要通过加强审判法官与合议庭的责任,限制审委会与院、庭长在案件事实认定上的权力,限制庭下阅卷的作用等措施,发挥庭审对事实认定的决定作用;需要规范请示汇报制度,调整诉讼资源配置,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同时全面加强基础基层建设,增强一审法院司法能力,保证事实审理以一审为中心。

  【关键词】事实认定;审判中心;庭审中心;一审中心;诉讼机制

  

  三、尊重现实,区别案件类型与司法任务,确立不同的司法应对方式

  

  本文所强调的审判中心、庭审中心、一审中心的思想,应当说在学理上论证其正当与合理性并非特别困难,有些观点已长期被学界主张,但司法实践并无明显改进,究其原因,是现行对程序设置和运行具有决定作用的司法体制存在局限性。既有“司法一体化”,又有公安的强势,还有控诉机关兼法律监督的制度,最后是无所不在的行政关系对法院运行机制的高度渗透,这些根本性的因素,势必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一审庭审的功能。然而,司法制度与任何社会制度的构建一样,需要追求合理性与有效性。个案的处置、冲突的解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在兼顾其他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发现事实真相的制度与机制,应当成为司法制度的选择。一审庭审为中心的制度与机制,正是有利于发现真相同时兼顾人权保障等法益的合理制度,因此即使有实施的困难,也需要努力建立和完善。不过,考虑到与司法体制存在的某些内在冲突,需要注意协调性,注意现实可行性,采取一种“相对合理”的办法,推进这一机制。为此,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注意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区别情况,分步推进。一审庭审为中心的思想及其所含三点具体内容,虽然属于事实发现的技术性问题,但与司法的构造紧密关联,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是从根本上调整事实认定机制的前提。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又同步于国家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实现法治,确实任重道远。因此,一审庭审为中心的改革,只能分步推进,否则,在缺乏制度环境与条件支持的情况下,“欲速而不达”。

  分步推进,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不过,审时度势,也不妨先从难处下手。这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和决心。一般说来,在条件比较欠缺的情况下,先易后难是现实选择。相比之下,在法院系统内部重视和加强一审是最便于操作的一步。因为一审一般是在基层法院,少数在中级法院,加强一审法院建设和重视并加强一审,是法院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容易获得共识。因为加强基层基础,历来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次是在审判活动中充分重视庭审,这要困难一些,因为目前的状况,加强对审判法官的监督,加强审判的集中性和行政指导是趋势,重视与加强庭审,与这一趋势有冲突。但毕竟在法院内部操作,为遵循司法规律,防止冤假错案,加强庭审有一定的可行性。最难的一步是破除侦查决定论,确立审判中心。因为这涉及到司法结构与司法权力资源配置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主政者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最为困难。但是如不改革,必然妨碍司法制度的有效性以及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而出现事实认定上错误,甚至出现冤假错案,与执政目标不符,是谁也不愿见到的。因此在考虑一些缓冲措施的情况下推进这种改革,也并非全无可能性。

  第二,区别司法任务性质,强调一审庭审功能,主要是强调其事实发现的功能。考虑中国现实,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方面,尤其是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问题上,则应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一审庭审的作用。

  司法任务可分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方面,即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两方面的任务不能截然分开,但确实有所区别。认定事实,强调亲历性、直接性,以获得丰富的证据信息,同时通过诉讼双方的质辩使“事实越辩越明”,因此,庭审是最合理、最有效的事实发现空间。但法律适用则不同,庭审的意义在于对法律适用可以展开辩论而使法官能够“兼听则明”,但并不强调“直接”与“亲历”,因为法律适用意见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并无实质区别。而书面表达还可以避免“急不择言”等言词表述的弊端而使表达更为准确。因此,对法律适用、案件处理问题,在有措施防止表达意见不准确的情况下,以庭后讨论的方式解决并不背离司法规律。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的司法现实。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受刑事政策影响较大,受政治影响较大,受社会影响较大,对于需要充分考虑法律适用社会效果乃至政治效果的案件,合议庭视野可能有局限性。因为法院的院、庭长由于其所处位置及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不同,可能对司法的外部性问题的判断,具有某些有利的条件。有鉴于此,在中国现实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下,将事实认定机制与法律适用机制作适当区别,是具有相对的现实合理性的做法。

  而在上、下审级的关系上,也有必要区别司法任务性质。事实问题,主要在一审解决,一审以上的审级要十分慎重地对待一审的事实判定,防止轻率否定一审确认的事实。但在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上,则可以更为强调上级审的把关功能。因为上级审视野更为宽广,在法律的统一适用标准把握上具有有利的条件。同时,上级审较为超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因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而在中国目前司法的人、财、物为地方制约的情况下,地方因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还是比较普遍的。

  第三,区别案件的争议性与严重性,以不同的司法方式对待不同的案件。日本田口守一教授在列举不同的刑事案件形态后指出:“对应上述多种多样的刑事案件特点,必须建立多样化的刑事司法体系。”[1]他将刑事程序多样化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可以说, 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来中国刑事程序的一项主要进步,就是根据案件的多样性实行程序分流,从而兼顾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在建立审判中心的问题上,注意案件的不同样态,采取不同方式对待十分必要。即在案件总量中对占大多数的事实清楚,无争议或基本无争议的案件,以及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仍然采用侦查中心的诉讼方式,以信任侦查取证和控诉意见为基础,用简化审理的方式解决,其中部分具备条件的案件还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另一方面,则只对较为严重的,而且是有争议的案件按照程序正当化要求,采用审判程序进行较为彻底的实质审理,对这类案件基本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实际上,这一思路已有初步的效果。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程序的正当化包括法院审理实质性已经加强。下一步,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改革成果,通过严格程序以及贯彻证据规则,进一步实现对有争议、较严重的刑事案件审判的实质化。进一步实现刑事程序中心和重心由侦查到审判的移转。

  

  四、加强审判作用,限制庭前活动的“预审”与代审功能

  

  对有争议、较严重的刑事案件审判的实质化,需要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集中到一点,是适度阻断侦审连接,以保证审判的有效性。

  所谓“侦审连接”,是指由侦查形成的证据能够直入审判并取得定案依据资格。如侦查机关对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制作的笔录在审判中具有证据能力;侦查人员的现场勘验、侦查实验、人员或物品辨认以及搜查等侦查活动的笔录具有证据能力;侦查机关派员或聘请专家所作的鉴定结论在审判中也当然具备证据能力等。由于侦查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具备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即证据能力,侦查中的搜集和审查证据实际上具有“预审”和“代审”的功能。这是指侦查机关在证据搜集过程中的审查实际上被看作审判机关的先期审查即预先审判,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审判者对证据的直接审查。因为只有侦查机关,才直接面对原始人证、物证和现场,而审判机关只能审查以各种笔录为代表的“二手证据”。侦审连接之下的审判逻辑,建立在信任侦查机关的直接审查及其“预审”和“代审”功能之上。

  要使庭审真正成为查明事实的空间,使审判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侦审连接,使侦查由“预审”和“代审”回归“控诉的准备”。这就要求侦查活动的成果主要是为公诉所利用,而在法庭上,控诉方原则上必须提供原始性证据,以便能够有效质证,并使法庭能够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从而使庭审成为有实效性的法空间。

  实现上述要求的主要办法,是在诉讼法和证据法上建立并切实贯彻“直接、言辞原则”以及“传闻排除规则”。“直接、言辞原则”是大陆法的要求,而“传闻排除”是英美法的规则,前者具有原则指导意义,后者更具操作性。而在制度融合的潮流之下,学理上已经可以在同一程序体系中,将前者作为指导原则,将后者作为证据规则来处理,这样做也比较符合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有的地区的诉讼制度所显出的融合性特征。

  “传闻排除”,是“直接、言辞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传闻”,是不能对陈述者进行有效质证的陈述性证明材料。包括侦查人员所作的各种笔录,以及由某人转述的话。排除传闻,就是要求对案件相关事实作出陈述者到法庭陈述并接受质询。这一要求,是阻断侦审连接最重要的措施,也是实现审判实质化及庭审实效性最重要的保障。

  不过,对侦审连接的阻断须得适度,传闻规则的适用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会损害诉讼的效率,而在中国这种一体化程度很高,而侦查十分强势的司法体制中,更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即如笔者已经提出的,法律只是要求在有争议案件中,对定罪(死刑案件也包括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同时对诉讼对方同意其不出庭或对不出庭无异议的,也可以用笔录代替出庭。[2]但这种出庭要求必须严格,如不出庭,禁止宣读侦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

  侦审连接的阻断,还涉及包括勘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在内的各种侦查笔录在审判中的运用以及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在审判中的使用问题。这些笔录和结论,均属于“人的陈述”,因此均适用“传闻排除规则”。从法理上讲,勘验等直接审查证据的活动应当由法官直接实施,只是因为勘验可能涉及专业性知识,法官有必要聘请具有这种知识与能力的专家进行,这种授权并不排除必要且可能时法官对现场的直接勘验。不过,各种侦查笔录系对侦查活动的客观记载,一般情况下具有可信度,可参照“特信文书”适用传闻规则的例外规定,在无争议的情况下,直接用作法庭证据。如有争议,则应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必要时应重新进行该项活动并制作笔录。至于侦查机关提出的鉴定结论,则可进行形式审查,如果鉴定程序与主体合法,辩方对鉴定意见与结论没有异议,可以直接采纳为定案依据。如有异议且有一定根据,法院则应选择中立的鉴定机构重新作出鉴定。

  侦审连接的阻断,不仅依靠证据规则,而且需要调整控审关系,以此保障证据规则的应用及审判功能的发挥。为此需要改变刑事程序中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线性结构,强化控辩审三方组合即三角结构,从而使审判成为诉讼的中心环节。为实现这一要求,需要将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公诉功能适度分离,遵循诉讼规律,控诉方应尊重审判权威,维系控辩平等,从而保证公正合理的审判空间的形成。[3]

  

  五、发挥庭审对事实认定的决定作用

  

  以庭审为审判活动的中心,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调整。除了以上关于保障庭审实质化的措施以外,在审判制度与机制方面,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制,加强合议庭责任

  庭审功能的强化与合议庭及主审法官责任的强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明确合议庭作为基本审判单位的功能、权力与责任,当前合议庭的功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法发[2005]18号文)》第26条要求:“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判案责任制,强化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职责。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逐步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负责制。”也许是尊重现实,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法发〔2009〕14号文)不再提“法官依法独立判案责任制”与“合议庭、独任法官负责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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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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