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我国检察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3 次 更新时间:2011-07-10 21: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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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近年来的检察学研究成果突出,回应了理论挑战,适应了实践需求,完善了理论体系。但其存在研究深度不够,以及部门性较强、公允性不足两大问题。中国检察制度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检察理论研究面临新的课题。为了保持理论的公允性与说服力,检察学研究应当确立系统思维,坚持谦抑原则;应当超越角色局限,不忘“客观义务”;应当养成理性思维,尊重司法规律;应当注意分寸把握,恪守真理界限。同时,检察学研究应实现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双向拓展与改进,应当拓宽视野形成有深度、更大气的检察理论。

  【关键词】检察学;理论研究;现状;前瞻

  

  一、检察学研究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随着检察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完善以及检察实践的丰富发展,检察理论(检察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

  其一,检察研究的组织比较有力,动员比较充分,产生大量研究成果。由于高检院的重视,检察理论研究成为各个检察院的工作任务,研究资源被充分调动。[1]在国家一级,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检察日报社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与动员作用。从1998年至今,已召开十一届检察理论研究年会。高检院自2000年建立检察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制度,2006年建立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制度,对相当数量的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奖励。高检院自1998年建立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年度立项制度,每年组织研究课题的招标投标,牵动大量学者和检察工作者进入课题研究。近年来,高检院及所属机构和各级检察机关针对检察理论与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分别召开高级检察官论坛和一系列理论研讨会,有力推动了对重点问题的理论研究。正是由于有效地组织与动员,有一定调研能力的检察人员普遍参加理论研讨,形成前所未有的,而且超出其他法制机构的研究成果。且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参加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检察理论的推动者。[2]

  其二,检察研究回应了理论挑战,捍卫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制度,作为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是在较为成熟的法院制度与警察制度之间开辟自己的道路,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和发展,是各国司法普遍面临的课题和难题。而中国检察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步履艰难。[3]作为一种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不断受到理论质疑乃至实践挑战。[4]而检察机关开展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证成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及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5]朱孝清副检察长概括近年来的中国检察理论研究,在宏观的层面主要是“揭示特质,基本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阐释原理,基本回答了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探求规律,基本回答了怎样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怎样深入开展检察工作”。[6]

  不能否认,从总的情况看,这方面研究的政治性较强,而学理性仍有待提高。不过,检察机关从上到下,乃至高检机关的领导发表的文章,都比较注意检察规律,而且也注意拓宽视野,借鉴域外检察制度的建设经验,学习其理论。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0年中国检察学理论研究年会上,一方面强调检察研究要“着力加强对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强调检察研究要着力加强对检察工作规律的研究:一是深化对检察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二是深化对检察制度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三是深化对检察职权配置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四是深化对检察管理规律的研究和认识。[7]又如,高检院有关领导,著长文论证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8]众所周知,“客观义务”是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中检察制度的重要概念。再如,高检院孙谦副检察长曾著文评介台湾学者林钰雄所著《检察官论》,[9]原高检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现任职于山西省院的王建明检察长,又将《检察官论》推荐给检察官阅读,认为该书“精彩论述让人耳目一新”。[10]正是注意适当兼顾中国特色与检察规律,相关文章应当说仍有一定的理论分量。而从实际效果看,不仅使检察机关内部对中国检察制度的认同感有所增强,而且使外部的质疑与挑战得到一定的回答,而且至少在相关管理机关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认可。[11]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作为一种促动因素,促进了新一轮司法改革以“加强监督”为工作重心,从而使检察机关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其三,回应实践需求,推动了检察改革和检察工作的发展。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涉及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墓本问题的研究外,更为丰富,似乎也是更有实效性的,是检察机关内外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的各种中观、微观问题的研究,近年来的这些研究,直接推动了检察实践的改善和检察制度的完善。例如,如何在检察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何推动刑事和解制度与实践、如何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立等,是在检察改革方面着重探讨的新课题。大量的调查研究伴随理论分析及国外经验的借鉴,有效推动了且仍在推动相关的检察改革和实际工作。又如,对检察机关几项主要职能的研究,包括公诉权的正确运用以及公诉质量的提高,批捕(决捕)权运行机制的改善,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自侦案件初查工作的改善以及证据制度包括技术侦查取证制度的完善,以及在刑罚执行和看守所工作中加强检察监督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理论研究的加强,直接促进了检察改革和检察工作。再如,对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强检察官队伍建设,完善上下级领导关系制度及检察一体化制度建设,改善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和责任机制,建立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以及加强自身监督包括切实履行客观义务的研究,对于为检察工作持续、良性发展提供基础,对于在加强监督的同时防止检察权的滥用,起了积极的作用。[12]

  其四,检察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按朱孝清副检察长的总结,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检察理论研究,经历了重新起步、发展深化,以及加强提高的三个阶段。到2008年恢复重建三十年的时候,“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系统化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检察制度发展史理论、检察制度原理、检察机关组织结构理论、检察权理论、检察活动理论、检察管理理论等方面。”“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民族性、综合性和开放性等特点。”[13]

  应当看到,虽然对检察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在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现代知识体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检察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存在应当说能够获得学界的基本认同。其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应当说也较能获得共识。而且检察理论已经基本实现体系化,即虽然研究者对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检察理论体系包括史的部分、比较研究部分、制度原理部分、制度实践部分等。而检察理论应当关注检察职权配置、研究检察职能、研究检察权的运行机制、研究基本的检察制度与各项具体的检察制度,包括检察业务制度、检察管理制度,研究检察实践与检察经验。这些研究内容以及基本的逻辑关系,应当说也已成为共识。而且对上述问题均已有相当的单项研究成果以及综合性、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因此,称检察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似不为过。理论体系的形成,使得单项的研究能够获得定位,使学习者容易把握检察理论的基本内容,从而更为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国检察制度。也有利于制度改革的设计与操作者们能够高屋建瓴、成竹在胸地谋划与推动检察改革。而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检察学学科建立和地位确认的必要条件。

  看到上述进步,使我们能够增强信心,但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地分析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推动中国检察理论研究的发展。主要从近年来的研究尤其是检察理论研究的现状看,检察理论研究尚存在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较为简单、基础理论研究不够等问题。但从总的情况看,最突出、最需解决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研究深度不够,能力有待加强。总的看,检察理论研究的大量文章来自检察机关。这些文章数量很大,但普遍质量不高。我们多年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不同层级的理论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收到的论文很多,有的会议收到文章几百份,汇编上、中、下,合计上千页,但是学术分量不重。大量的文章选题或论述角度重复、引用的资料较为陈旧而且十分有限,尤其是文章深度不够,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浅尝辙止。缺乏深度的重要原因,是对制度的正反效应、对制度与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操作中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分析。满足于大而划之,缺乏细致深入的问题解析。由于缺乏深度,必然缺乏新意,不能使阅读者获得新的知识、感受和启迪。因此,文章虽多,但除了少量实证性研究资料外,有价值,可保留的材料很少,往往研讨会一完,会议文章就完成使命。

  理论研究缺乏深度,与理论人才的缺乏有关。作为司法实务部门,主要培养操作型人才,如职务犯罪侦查的办案能手、法庭上的优秀公诉人等,但也需要一批能够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人才。一方面,“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鲜活的司法实践,是产生理论研究的课题、素材、思想及研究动力的源泉;另一方面,理论能够有效的引导与调整实践活动,尤其是当今司法活动的精密化、规范化要求日益提高,司法实践者没有必要的理论素养就难以有效的解释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尤其是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而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较为深入的学理研究和探讨,对一些新的实践问题也难以解答和应对。因此,理论研究深度不足,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司法能力与水平的不足,这种不足将对司法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提高中国检察机关的工作能力,需要培养一批实践型理论研究人才。在国外,我们能够看到像波斯纳、卡多佐这样的学者兼法官,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条件,应当说很难产生这样卓越的“双栖型”法律/法学人,但是为了中国法治水平包括检察制度建设水平以及检察业务操作能力的提高,我们需要努力培养这样的人才。除了实践型理论人才外,中国检察机关也需要一些关注基本理论,思考检察制度宏观问题的理论家,这部分人才可能不多,而且可能主要集中于最高检察机关及省级检察机关。这些人才,是专职或主要从事检察理论研究的人才。他们的理论研究,能够为中国检察制度的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指明发展方向,同时也能为检察改革与检察实务提供思想支持。检察机关已经有一批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但是总的看,仍需要培养人才,尤其是需要产生为部门所公认,也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研究的“大家”。[14]

  其二,部门性较强,公允性不足。这是近年来检察理论研究存在的又一突出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检察理论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部门化倾向,甚至还有较为严重的部门狭隘主义,以至于有些文章只要简要地看看主要观点,就能知道‘肯定是检察院的人写的。’一般来说,这种部门化倾向的基本立场是:凡是利于扩张部门权力、利于增加部门利益的,无论在逻辑上是否周密,体系上是否圆融,都极力主张之。凡是可能限制部门权力的、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无论是否有可取之处,则全力反驳之。”[15]部门主义表现在检察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研究侦查监督,大体上是讲侦查监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立案监督、侦查行为监督的措施,而很少论及侦查监督自身的局限,例如如何处理同为控诉角色,立场的一致性对侦查监督的不利影响,包括对侦查取证中的违法行为常常从控诉的角度给予理解与宽容,对逮捕必要性常常只是从是否有利于控诉来考虑等;又如研究民事审判监督,相关部门的文章都是讲此种监督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意义,以及如何强化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如何为检察机关有效地实施审判监督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克服法院方面对民行监督的抵制等,却很少考虑在一个当事人平等、法官居中裁判的民事诉讼构造中,如何防止另一种公权力介入,可能打破构造平衡,影响诉讼规律运行的问题。再如,谈论检察改革的文章,往往是对检察机关所推行的一些改革大力鼓吹之,而对其局限性和运行中的一些矛盾缺乏必要考虑。如人民监督员制度,对其目前的设置与运行,不能否定其加强检察机关自身监督的积极意义,但客观地分析,这种监督仍然存在非常态化、外部性不足、实效性有限以及易受检察机关操控等局限,因此论述时应当有分寸。但检察机关人员所写文章,往往是谈积极意义而不谈和少谈其局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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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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