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贤君:论我国宪政模式的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6 次 更新时间:2004-09-20 11: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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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  

  

  内容提要:自由民主宪政是自由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复合结构,根源于自由宪政与民主宪政两种不同的宪政传统。巴黎公社创建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理论模型和实践传统,认为宪政的实质是保障民主。迈向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传统的继承,也是这一宪政传统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的继续完善与发展。该宪政模式在价值上兼顾自由、民主与平等,反映在制度上,就是除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外,尚需加强中立机构的建设,并注重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以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价值。

  关键词:自由 民主 平等 宪政

  

  在中国政要学人的观念心目中,“宪政”与“民主”一直互为指代,社会主义宪政即为人民民主主义宪政,而“自由”却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轻慢的价值。这一理论观念不仅一直占据传统中国宪法学理论的主流与正统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与主宰着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宪政建设走向。受制于中国客观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传统对自由宪政的探讨始终处于意识与行动上的双重低迷状态,难以在观念与制度形态上勾勒出自由宪政的清晰架构,及与民主宪政的差异,使得在认识与制度建设上无法对基于保障自由的中立机构的存在逻辑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违宪审查制度建设徘徊不前。目前,我国社会现实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理论与实践现状形成挑战,自由观念的凸显需要认真对待宪政理论与制度建设中的自由宪政一面,以期完善与健全社会主义宪政,为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顺利与健康发展提供宪法理论支持与宪政制度支撑。

  

  一. 自由民主宪政传统的确立

  

  自由民主,“政治分析家通常用来指认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形式的一些名词(尤其是要精确地表明这一政府形式)”。[①]自由民主宪政也称自由民主政体、宪政共和,是自由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复合结构,也是将两种价值即自由与民主融为一体的政治构造。在此,“民主”与“共和”、“宪政”与“自由”同义。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中,自由与民主或者宪政与共和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使用两个词意味着这一政体不是一种纯粹的或单一的类型,而是建立在两个政府原则融为一体之上的类型。在每一个被使用的复合词中,都有两种相同的思想萌芽。复合词中的一个词总是涉及权利保护、有限政府、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这些构成现代宪政主义核心的特征,复合词中的另一个词则常常涉及人民统治,常常涉及民主地理解正义。”[②]

  

  作为自由民主复合政体基础的两种宪政传统,虽然自由宪政与民主宪政互有不同的价值侧重与信奉,但其思想渊源却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基础,即对正义的渴求以及何种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正义。对正义能否被认识、又寄于何处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核心命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演进过程中,正义与不同要素的联结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思想体系。[③]在教皇革命中,正义与末日审判和上帝王国相联系;在德国革命中,正义表现为基督教徒的良心;在稍后的英国革命中,正义成为公共精神、公正和传统的代名词;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中,正义被作为是民意、理性、人的权利的化身;在最晚近的俄国革命中,正义体现为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平等。[④]这些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认可经由理性通向正义的可能性。如潘恩在《理性时代》曾说到:“人惟有依靠运用理性,才能发现上帝。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也不能了解”。[⑤]于是,理性在天国与现世、神法与人法、自然法与人定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借由理性,人可以认识存在于神法、自然法中的正义,并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将正义体现在俗世社会中,以实现正义。在此,理性、权利、正义、自然法、神法语出同义,共同代表了体现正义的超越实定法的“超法”体系。而在此过程中,究竟谁是正义和理性的正确体现者和检验者在西方思想与法律传统中则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发展了两种认识论,即唯理论与感觉论。两种理论提供了对现实政府的两种评价体系,并由此确立了两种不同的宪政传统。坚持唯理论导致认为理性能够正确地认识存在于神法与自然法中的正义,立法的真正科学是可能的,议会至上的民主主义传统由此而来,此为民主宪政的滥觞。坚持感觉论则否定政府立法能够全面反映自然秩序,同意对议会立法施加道德法案,并赋予中立机构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乎正义,此为自由宪政的源头。两种理论的混合则在制度上表现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主要影响和支配欧陆及北欧诸国的宪政思想与实践;自由宪政则主要覆盖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的英语民族国家;美国则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宪政的典型。

  

  西方多数分析家认为,“民主”一词本身忽略了旨在制约多数统治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如两院制和司法审查制度。[⑥]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思想家是第一批为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合二为一探讨理论基础的人士。他们认为,纯粹民主宪政无法兼容自由。首先,民主宪政思想渊源之一的乐观理性主义在认识与实践中导致唯意志论,从而赋予议会民主立法以绝对可靠性,蕴涵着专制因素。在自然法看来,自然存在着一套体现正义的永恒法则,但是,这一法则是否可以被认识并转换为人为法存有疑问。在自然法与人为法关系的讨论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以格老秀斯为代表的唯理主义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是可以经由理性认识的,可以通过事实来认识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并通过演绎的方法从中取得。这一认识传统导致认为议会是理性的正确代表,从而在制度上赋予议会立法的绝对性与实践中欧陆所奉行的“议会至上”的传统。法国大革命突出体现了乐观唯理主义的胜利,故议会逻辑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法国自由精神的体现。

  

  但是,上述认识只是理性主义的乐观方面,这一思想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即理性是否真得可靠到能够正确认识存在于上帝与自然法中的正义?如果来源于议会的人为法与自然法背道而弛怎么办?洛克自然法学说的感觉论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感觉论断言,不存在凭借理性本身的直接认识——天赋观念或感悟——理性只有在感官提供的种种认识之上进行。感觉论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色彩,但又不同于怀疑论,认为存在世界秩序,感官使这个理性秩序可能确定明显的认识。感觉论中渗透了法中心论,带有很强的理性主义,但并不绝对。他们既承认立法者有能力制定保障天赋权利的人为法,可以通过立法体现正义,又对议会立法存有一定的疑问,认为有某些不可知的东西而同意对人为法增加道德议案。必须通过中立机构来审查议会立法,对理性的正确性予以检验。在英国法律发展传统中,最终确立了法官是理性的正确检验者的习惯与传统。因此,在自由宪政看来,议会始终是一个可疑的机构,纯粹理性是不可靠的,而议会不可能是正确理性的认识者和代表者,不可能体现正义,故必须强调权力制衡,突出司法审查。

  

  其次,民主的基础——全民意志只能在理论上存在,而在实践中则有可能形成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导致专制的危险,压迫少数人。全民意志或者普遍意志的认识前提是每一个人出于自我体恤而不会制定伤害自我的良法,[⑦]这样,普遍意志就具有某种使普遍意志成为那样的品质。虽然普遍意志不是唯意志论,但是两方面的因素又重新损害了普遍意志。一方面,多数派的意志——而非只是全体一致或差不多一致的意志会强迫少数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能够攀上普遍意志的智慧的能力意味着不存在着过大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则对个人利益的敏锐就会通向多元论,分散普遍意志,形成个别意志的对抗,影响普遍意志的达成。卢梭之所以恐惧代议制,就是因为代议制并不是普遍意志的制度体现,说明普遍意志自身永远无法一致,其理论主张的最终结果等同于国家公民的多数统治,从而在政体形式上没有为少数人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

  

  最后,纯粹民主政治所依赖的价值与社会基础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民主制度是平等价值的体现,而平等价值的社会基础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公民,在自由主义眼中,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无法保障自由的。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民主在其现代的变异中,也是(在麦迪逊看来)平民占据了“人口大多数”的民主。这种政府源自一种不同的传统,而非源自宪法政府。尽管民主政府在现代变异中增加了自然法中人人平等的关键性思想”,[⑧]但它主要专注于昔日的一些民主共和国,如雅典、佛罗伦萨等。民主的或共和的原则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妨碍自由实现,因为来自于同一等级的公民组成的政府表明共和国的权威来自一个实体(人民),这样的一个共和国中缺乏了对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机构来说必需的社会基础。自由主义认为,政治上的或者机构上的制衡非纯粹设计的结果,而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由于单一社会实体不具备政治上制衡的条件,而人民又被说成是卤莽的,国家就会毁在缺乏制约的民众领袖的手中,从而开辟了一条混乱或专制的道路。

  

  正是基于民主宪政理论的弊端,在坚持和认可民主价值的前提上,美国确立了自由民主政体。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国较多地接受了洛克思想传统,确认对自由的保障与对议会立法的警惕;另一方面,英国普通法体制内部的训练使美国以司法审查议会立法的正当性。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是美国人步人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原因。在美国人看来,使用“自由民主”复合词并不是一种偶然的语言实践,而是反映了同这一政府形式的实质有关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⑨]最早,麦迪逊使用“合众国”这一单一用语来命名宪法设定的政府形式。由于麦迪逊始终清晰地意识到“民主对个人自由一直是不友好的”,[⑩]他把合众国大体上定义为一种大众代表制的政府,在这种政府形式中,对公民个人权利及自由的保护至高无上,说明“合众国”同时蕴涵了民主与自由。后合众国一词之所以没有被广泛采纳,是因为汉密尔顿将“合众国”仅仅视为一些无法包容自由的古代民主政体。其后美国逐渐将其政体确定为双重来源,认定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截然不同,并区别了“共和”与“宪政”两原则与两政体之间的差别,认为两个原则不同,并经常发生冲突,两种政体对对方互有保留和怀疑。“共和政体”一直“热心于提高一种有价值的或令人称羡的人类社会质量”,[11]其社会基础是超越了身份等级的平等的公民;“宪政政府”则是一种自由政体,允许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并在制度上设立了宪法与政府相分离的体制,确立了“宪法高于政府”,以宪法约束政府的思想与体制,发展了通过司法确保宪法实施、制约议会及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制,向政治哲学贡献出了美国人独有的认知理性与实践智慧。因为,在美国成功地将两个原则合并到一个政府形式中去之前,许多人认为这两个原则作为一种历史实践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是不能共存的。[12]证明这一点的是,在19世纪以前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中,几乎没有人鼓吹自由民主政体,而是有一些无明显民主特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孟德斯鸠、休谟、伯克,或一些无显著特征的民主主义理论家,如卢梭等。

  

  托克维尔充分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形式的特点,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阐释。该书集中探讨了如何修正共和以使其适应立宪政体,为什么必须对自由主义加以调节使其适应共和,并对民主与自由为何与如何相互适应进行了论述。因此,一般认为,美国宣言置于英国自由精神与法国自由精神的半途之间。与《人权宣言》相比,《独立宣言》更关心通过司法保障个人的具体权利,而“法国的左派不是关心使人权提防不完善的政权,而是关心从人权开始合理的建设完善的政权。因此,在这种蓬勃朝气中,面对不完善的法律要谨慎地保障人权的这种美国人的提问法,就被以公民权的形式完善的法律来完成的提问法所取代。”[13]也即对美国人而言,如果要确保个人自由,则政权与法律先天就需要警惕;而对法国人而言,只要政权与法律完善,自由就可得到保障。此后,警惕权力滥用成为美国人的政治本能,而如何完善法律和政权则是法国人的热衷。因此,在1958年宪法之前的历史中,法国人的政治热情一直表现为不断更换议会与政府,寻求尽善尽美的政权以保障自由。而对民主的警惕、对人民的不信任及对“政府第一要义”的理解——保护人们各种各样的才干——依然受到民主政体的多数威胁始终是萦绕在美国立宪思想家与政治家脑海里的中心问题。而这种制度形态差异的根源在于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及对理性所持的态度。在民主宪政这里,乐观唯理主义导致对议会立法体现正义的绝对可能与信任认识;而在自由宪政这里,基督教神法与自然法中的抽象正义结合理性有限性构成对政府现存权力与法律正当性的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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