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1-07-09 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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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伟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命题,并且把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相提并论。这是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进一步升华。因此,研究和回答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时代化和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两个维度两个方面,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前提,中国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揭示的是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个别的具体的行动方案,其精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死板公式,它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信条。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再告诫人们:他们创立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742-74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并以此来指导其具体的实践就成为必需的了。

  1.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为目的,而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学说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即是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和方法同人们的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一方面推动具体实践的发展,一方面又推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从纵的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即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鲜明地反映时代特征,科学地解答时代课题,在实践与理论的不断结合中推进理论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它从不固步自封,把自己局限于过去的认识和结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所具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始至终坚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体系。在《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的七个序言中,深刻地渗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终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践行了他们所主张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些“原理的实际应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都要同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时代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才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始终能够引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历史的前进。

  从横的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民族化,即准确地把握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鲜明地反映不同地区、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科学地解答不同地区、民族面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从而因地制宜地制定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与策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任何规律和原理起作用的地方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也必须同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发挥其科学理论的巨大威力,才能够指引各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源头来看,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基于在研究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当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其他各国各民族的实践时,必然需要一个理论的“嫁接”过程,也即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同当地和该民族的具体的国情即社会发展状况、文化传统、阶级力量的对比等等情况相结合,以便反映每一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当地和该民族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也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化,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具体实践以反映每一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而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民族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用于实践,首要的工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民族化,而决不能生搬硬套、囫囵吞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2.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P284)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它在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把“历史科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最为科学完备的理论指南。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思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反映;而客观世界则处于永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中,理论思维要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必须不断地探究和认识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从而做到理论思维的与时俱进,而这个“时”就是指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

  人类历史从较低级的形态向较高级的形态发展,要经历不同的历史时代,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主题、特征和课题,因而“历史科学”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鲜明地反映时代特征,科学地解答时代课题,在实践与理论的不断结合中推进自身的与时俱进,才能够真正为人类的进步发展指明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南,“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P274)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4](P393-394)也即是说,只有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才能够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生命力。

  因而,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这是因为,时代是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首要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并从而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5](P143)相反,“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3](P162)而这样的做法早已为历史证明是极端错误的。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之中,且这种变动之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强大的理论武器,根本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在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剧烈而深刻变化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变迁,实现其自身的时代化,那么,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又从何谈起?即便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并实现本土化、民族化,又怎能不会因为理论自身脱离时代而导致实践的误入歧途呢?

  3.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是辩证统一的。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是,由对个别的认识上升到对一般的认识,再由一般的认识具体到个别的认识,这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从其产生的源头来看,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研究西欧的情况从而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这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当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各国各民族的实践时,就必须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民族化,这又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马克思就告诫世人: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6](P179)因而,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P274-275),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各个国家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威力,人们也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更是要改变世界。而马克思主义要诉诸于实践,就必须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就必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民族化作为它的落脚点。也就是说,“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7](P200)而这也正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即理论正确地用于实践总是要经历一个从共性到个性、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须以民族化、本土化作为其落脚点,毛泽东曾从中国的情况出发,做出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8](P534)这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最透彻的诠释。

  由此可见,时代化和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的两个维度,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前提,中国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落脚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融汇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本土化、民族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两个维度,并不是各自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交汇融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融汇,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中国形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要求既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又要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的前提和基础,不经过时代化洗礼的科学理论便难以正确地指导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自从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以来,“时代”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愈来愈突出,一方面,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都只能在这一时代所能够提供的历史条件下活动,这可以称作“大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是具体的,具有特殊性的意义,每个国家或民族都身处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具体特点,这可以称作“小时代”。马克思主义要实现时代化,首先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所处的“大时代”,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在这一“大时代”中具体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鲜明地反映时代特征,科学地解答时代课题,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一般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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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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