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怀念振想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3 次 更新时间:2011-07-07 1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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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教授主编的《公务犯罪研究综述》一书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林维约请我为本书作序,我无可推辞。振想教授辞世已经半年,初闻噩耗时巨大的悲痛已经化为淡淡的哀思。时间真的是可以抚平一切,我们已经逐渐地习惯没有振想的生活。只有当某日偶尔地翻阅手机的电话簿,突然发现振想的手机号码还静静地安卧在一长串熟人的电话号码之中,只不过已经长久地没有再打这个电话。打,也许还能打通;接,决不可能再是振想。回忆起每次打通振想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的总是沙哑、略带慌乱的接听声,现在再也不得与闻。于是,我轻轻地抹掉了手机电话簿中的这个号码,振想的熟悉的音容则深深地嵌入心底。在振想教授去世第二日写的《刑事法判解》第7卷的卷首语中,我曾经用同学、同事并同道来概括我和振想的关系,[1]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我和振想是1978年2月底一同考入北大的,我们不在一个小组(小组是当时班级中基本的学习和生活单位),因而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其实,我和振想的年龄是相同的,都是1957年生人,要论月份我还比他略大一些。但要论成熟,那我远不如他。这倒不在于身材和长相,更在于经历。谈起经历,我也并不是直接从高中应届考上来的,在我们77级,应届生是个别的。考入北大前,我已经有三年的社会生活经历,其中两年在农村,一年在公安局,也算接触过社会,虽然不能说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但来到北大以后才发现,身边的同学除个别应届生以外,年长我近10岁的同学,工农兵学商都有。论职务有公社书记、大队书记,还有团县委书记等。既有学识又有思想,令我辈钦佩。不仅年长于我的同学是这样,后来了解到振想虽然与我年龄相同,但他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已经在农村入党,并担任大队支委主持生产,领导社员战天斗地大展抱负。而我虽然也在农村广阔天地锻炼过,表现也不错,不然也进不了公安局工作。但连党员都还不是,难免有些自卑。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振想是个文字爱好者,在农村也算是个诗人,写过不少新诗,是否发表过我不得而知。就像我在大学期间还写过小说,振想也写过不少诗歌。高考时,振想的志愿无一例外都是大学中文系。我们高考那年录取完全不看志愿而是根据高考成绩和个人情况择优录取,也许振想考得太好,又是农村支部委员,根红苗壮,就被录取到绝密专业的北大法律系来了。谈到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振想使用“莫名其妙”一词。为此曾经懊丧过并试图调换专业,当然未果。相对于振想的“莫名其妙”,我可能稍好一些,因为我报的三个志愿中毕竟有北大法律系,但它是第三志愿,因而我是“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北大法律系。回忆起这段经历,振想曾经写下过这么一段富有哲理的的话:“人的一生是很有趣的,有时自己似乎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人的命运常常会由于某种偶然的契机所改变。你明明朝思暮想的是走进那个房间,然而命运之神却偏偏牵着你的手走进了这个房间,而人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有时是很无奈的。”[2]入大学法律系,当时不是一个讲法的年代,不知法为何物,因此我们都有过一段不安心专业的日子。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而文学、哲学正是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因而我们都热衷于朦胧诗和伤痕小说,热衷于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在这当中,振想是一个活跃分子。那时我们风华正茂,大有指点江山之少年豪情。不知不觉中,大学生活就过去了。在考研的时候,我和振想又走到了一起。本来我和振想都对法理感兴趣,是要报考本校法理专业的。由于某种原因,我和振想都去报考人大的刑法专业,由此进入到刑法当中来。对于每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难忘的,记得1981年夏天,正赶上40年未遇之酷暑,我留在北大复习迎考,振想则回乡下去复习,一直到考前才返校。为赶考,我和振想多次往返于人大与北大之间,那时这条路还叫海淀路,至于改为白颐路,再更名为中关村大街是以后的事。当时这条路也不像现在这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是一条并不宽阔的马路,两旁是一排排耸入云天的白杨,332路公共汽车穿行其间,交通十分便利。考研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法律系与新闻系同考一张语文卷子,古文颇难。另还有一篇命题作文:谈谈心灵美与语言美。这对于我们这样曾经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写篇800字的小文不是难事,我十分潇洒地就写完了,记得我还在文章末尾引用契诃夫的一段名言以作结束语:“人的一切——心灵、思想、语言、衣裳都应该是美的!”从考场出来,振想直问我,你作文写完了吗?我很奇怪,800字怎么写不完呢?振想说,我紧赶慢赶才写了3000字,怎么也写不完8000字。这才知道,振想是把800字看成了8000字,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3000字,也不知道写些什么。经我一说,振想才发现作文的字数看错了,顿时脸都憋得通红。我连忙劝说,多写总比少写好。结果我和振想都考上了人大刑法研究生,当时考刑法专业的有好几十人,只录取了我们4个人,是人大复校以后第一届正式的硕士研究生。由此,我和振想从北大的本科同学又成为人大的研究生同学。这一同学,就又是3年。应该说,研究生的3年同学生活比本科的4年同学生活,我和振想接触更多。因为一起从北大考过来的,关系比较密切,又是相同专业,学业上也经常切磋。当时我们住在人大东门北侧的学一楼,我们是该楼的首批住宿者,我和振想住在相对的两个宿舍。振想和赵秉志等同一宿舍,我和王利明等同一宿舍。硕士生同学时的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只还记得1984年初春我们同专业的4位同学在鲁风老师的带领下外出进行硕士论文调研,从成都到重庆,由重庆到武汉时,振想获知其父病重的消息,中断行程匆匆回河北饶阳老家。我结束调研回人大以后,才得知振想赶至家中时,其父已经安葬了。这也许是振想遭遇的人生第一次大不幸。对此,振想表示:“没能在父亲卧床期间尽些微的儿子之孝,没能在父亲辞世之时陪侍在侧并为他送葬,没能让父亲看到我学业有成,是我终生不能弥补的隐痛。”[3]士生毕业后,我和振想同时办理了留校任教的手续,我同时又考上了高铭暄教授的首届博士生,而振想则在半年以后才考上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生。在此期间,振想担任了刑法教研室的副主任,工作和学习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当时生活也十分清贫,振想和我同住人大红二楼,他住318室,我住120室,一间13平米的筒子楼一住就是好几年。那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刚刚兴起玩麻将略带输赢。振想偶尔参加,我则没多大兴趣,主要还是怕输不起。不过,振想有句名言令人记忆深刻传为经典。有天打完麻将以后,问他输赢如何,振想的回答是:“大票没动。”所谓大票者,当时的10元人民币也。以后我们再碰上振想打麻将,不问他是输是赢,而是问他“大票动了没有?”在88年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振想因肝炎住院,正是这次生病为振想的早逝留下了隐患。我还清楚地记得提着几个玻璃瓶的水果罐头去人大校医院病房探视振想的情形。这次生病对振想打击很大,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此后振想戒烟戒酒,北方汉子的豪气大减。在此之前,振想的烟倒是不凶,只是偶尔玩玩。那时我与烟还是无缘的,是在90年以后我才沾烟上瘾。要说酒,振想家乡饶阳录属于衡水,衡水素以盛产老白干闻名。因此,在我印象中,振想的酒量还是不小的,有时为证明老白干酒好也免不了多喝几口。但88年的大病以后,振想滴酒不沾。振想为人耿直,没有什么城府。当然,为人做事过于直白,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有时在人际关系上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加上时运不好,振想对自己的处遇不太满意,终于在1994年初离开人大,跳槽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振想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后,一手创建了法律系,并在1997年升任副院长。我则在人大呆到1998年初,也继振想之后离开人大回到母校北大法学院任教。在从人大调到北大的过程中,振想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巨大鼓励,使我在那段艰难的时间能够坚持下来。现在回想起来,不胜感慨。

  振想和我一样,也都经历了从文学受好者到法学研究者的转折,虽然北大学习的四年我们学习都不错,但真正对法律,尤其是刑法产生兴趣并作为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专业得以确立,还是在人大读研究生阶段。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振想基本上确定了以刑罚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可以说,振想是我国中青年学者中最早专志于刑罚论研究并卓有成效者之一。振想的硕士论文是《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约4万字,此后扩充为《自首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于1989年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4万字。这是振想的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自首制度的专著,其中许多观点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该书对自首的本质和条件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明确指出悔罪动机不是自首成立的条件,从而揭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犯罪后自己把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对于自首的研究中,振想大量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刑法文化的精华,对中国历史上的自首制度的沿革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并在自首种类的划分中,借鉴中外刑法学界关于自首种类的研究成果,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长期以来我国司法部门执行自首制度的情况,将自首划分为以下六种:(1)亲首;(2)代首;(3)送首;(4)陪首;(5)余首;(6)首服。[4]些概念或者是从中国古代刑法中汲取的,或者是根据司法实际情况所作的理论概括,可以说是穷尽了自首的各种类型。振想的博士论文是《刑罚适用论》,经修订以后1990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5万字。从该书的后记我们可以获知:早在1982年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之时,振想便向高铭暄和王作富两位导师表明了愿以《刑罚适用论》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心迹,并提交了一份写作纲要。但是,由于题目太大,被两位导师“否定”了。无奈,振想只好忍痛割爱。在1985年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之时,振想又向导师“旧事重提”,经过论证,终于确定了以《刑罚适用论》为博士论文题目。[5]在看来,《刑罚适用论》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仍然是一个过大的题目,但在1985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适用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甚至可以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刑罚适用论》就是一个当时适宜的博士论文选题。《刑罚适用论》基本上是对应于刑法关于刑罚适用一章之规定的,但除累犯、自首、数罪并罚、缓刑、减刑与假释等刑罚制度,包括量刑制度与行刑制度的讨论属于规范性研究以外,本书大量内容都是超规范的研究,例如关于刑罚根据与刑罚目的的研究,关于刑事政策与刑事判例的研究,关于刑罚效果的研究,都是当时的前沿性理论,成为我国刑罚论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

  在我印象中,1988年前后那几年,是振想学术最活跃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在华夏出版社建社之初,振想参与策划了一套规模宏大的“二十世纪文库”。该文库几乎涵括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翻译出版了数十种各个学科领域的名著,这套丛书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振想参与的是法学著作的组织翻译工作,文库有一个以当时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为主编的编委会,振想名列法学分编委会,是其6名编委之一。在刑法领域出版了两本译著,一是英国J·W·塞西尔·特纳著《肯尼刑法原理》,[6]者为王国庆、邬明安、曲三强、李启家、张智辉、邱兴隆,大多是我和振想在北大、人大的同学,只有邬明安当时是法大的。该书“译者的话”指出:“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学博士周振想同志组织翻译出版。”二是英国(译本误为美国)H·C·A·哈特著《惩罚与责任》,[7]者为王勇、张志铭、方蕾(此方蕾乃邱兴隆也),该书成为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刑法学界,尤其是理论刑法学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著作之一。上述两本书,振想都没有参加翻译,也许是他本身正在读博士学业太忙。我也同样没有参加这两本书的翻译,因为正在写博士论文。不过,我也参加了这段时期振想组织的两项学术出版活动: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TheOxford Compation To Law)。[8]书著名为:“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对于这个民办研究所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该书有个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应为主任委员)有李盛平、邓正来、肖金泉、周振想、郑永流六人。译者共列名72人,我也忝列其中,我数了一下,大约有20人是我们的同学之类的,都是振想拉进来参与这项工作的。全书约5000个辞条近300万言,工作量相当大,我只翻译了数十个辞条,属于挂名性质的。振想参与了该辞典的翻译组织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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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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