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中共为何犯过严重错误还能获人民支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5 次 更新时间:2011-07-05 1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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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涛  

  

  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

  这两个问题,是最近一本中共党史着作的两个章节的题目。如此尺度,引起读者惊呼:连“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样的标题都敢写,“严重”这词简直太“严重”了

  该书名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从今年3月上市后,销量接近20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之后最火爆的党史书籍,许多基层党组织选定该书作为今年的必读书目。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计划在“七一”之前发行此书的增订本。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书中还提出了另外十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都可以总结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结果。”该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外在压力和人民性促使纠错

  

  《了望东方周刊》: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是我们党重视总结经验,也善于总结经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延安时期,他就是通过总结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经验,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没有“文革”以来错误的总结,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邓选三卷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都是否定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错误的总结。

  这和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系。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对“错误”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开始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后来是总结成功的经验,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江泽民1998年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讲,党的历史是蕴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了望东方周刊》:共产党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文革”后期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所以,往往总结经验,是因为有压力,不得不重视。另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党的人民性,党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

  “文革”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不回避错误。从“文革”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直到1981年总结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当年谈论错误的氛围宽松,当时看来谈论错误不是需要回避的话题,中央的总结是很深刻的,和后来走上新路直接有关系。

  

  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问题中,首先回答的原因是,动机和效果的背离。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错误是方法的问题。

  谢春涛:当年的大跃进有一条原因谁都不会否认,就是领导人太急了。为什么急?领导人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当年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提出来,不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毛泽东的错,错在以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发展经济。毛泽东在延安跟黄炎培讲,共产党要摆脱周期律,就要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后来他搞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不是民主?今天可以质疑,这种急切的大民主必然带来社会的大混乱。

  《了望东方周刊》:关键还是,当时的制度不能保证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谢春涛:邓小平有句话说,制度更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好人也会犯错误。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转移为转移。今天我们强调决策科学化,也就是实事求是,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

  毛泽东自己犯错误,他肯定不认为自己违背了客观规律,追根求源,就在当年的制度、体制。毛泽东个人威望到了顶峰,但个人专断体制最终也伤了他自己。

  今天,出腐败问题的干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些人常常有辉煌的过去,不然就到不了这个位置。

  

  用制度约束干部动机

  

  《了望东方周刊》:但是今天常常不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有些干部动机本身就有问题。

  谢春涛:对。今天有些干部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头就是为了升官和私利,而私利是没有止境的。

  《了望东方周刊》:所以如果说当年是要对方法矫正,今天要矫正的也包括了动机?

  谢春涛:动机不好把握。一个人出问题之前,不好说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更没法衡量其动机,所以只能用体制和制度约束,不管动机如何,必须在既定范围和规则内行事。

  西方从性恶论出发,就要制约你。共产党不把人都想成是恶的,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党员的动机都能一直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也得有办法限制权力。所以,制度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了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认为,因为动机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纠正动机比纠正方法更难?

  谢春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因为在制度上我们比过去有进步,虽然还不能说健全。制约专断的因素比过去多多了,比如通过正常的体制,人大、政协监督,每年的两会,还有新闻媒体,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质在提高,权利意识在增强,所以专断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共产党的价值观给老百姓一个尺度

  

  《了望东方周刊》:除了制度建设,党对干部教育也一直非常重视。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比哪个党都重视教育。教育的是干部,是党员,但通过这些教育,也给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让老百姓跟着你的教育标准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观来约束党员。这个作用比党内教化的作用还大。

  党给老百姓一个尺度,老百姓拿这个尺度衡量干部。有的老百姓上访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设定的标准。现在很多老百姓在网上发言,对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断,还是依照共产党的这套价值观,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了望东方周刊》:比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就遭到了网民的大批判?

  谢春涛:是。老百姓明白共产党的道理,有的官员这么说,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老百姓心目中对党的理解绝对不是这样的。

  《了望东方周刊》:现在干部出问题的形势比较严峻,这会不会对党的价值观本身也造成伤害?

  谢春涛:领导干部违背党的价值观,对党是很大的伤害。一方面通过价值观讲道德追求,弘扬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党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方的政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说这么高,老百姓也不会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追求肯定是对的,教育党员也是对的,问题是要求很高,反过来拿这个衡量党,肯定有一些还达不到。

  《了望东方周刊》:那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套价值观?

  谢春涛:先进性就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人没做到就会有负面的评价。但是从长远讲,这是好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这套标准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外在的监督制约。关键是,要维护这套价值观,还是得靠制度本身。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5期,作者:芦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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