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论述日渐增多，但一般都是强调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避谈中国模式的制度内涵，甚至贬损中国制度。其实国家发展道路的模式必然含有制度的内生动力。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制度。
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述，深刻揭示了各国根据国情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与选择，正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就是破除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4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97900亿元，增长了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在这段时期内，亚洲曾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战胜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消费、生产和建设等诸多领域扩大内需，发展对外贸易，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坚持决不趁人之危、决不损人利己，与各国和地区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并最早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叫“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更多的人则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其实，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模式是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是基本成型又不固化的发展路径，国家发展的模式必定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内涵的社会经济结构。检验模式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模式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真实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应任意涂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现在要探讨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应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讨，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的成功和不足所在。在一个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探索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大事。
中国模式的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功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经挫折，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明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社会全面进步，人民享受越来越好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的强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可以最为广泛地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对于模式形成和制度完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对于外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能够运用改革开放的力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不断进行调整，确保模式与制度不僵化、不停滞，确保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舆论和社会力量，尊重民意，依法监督，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创造和谐发展氛围，营造稳定的国内环境，确保国家发展进程不致中断和被破坏。
五、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构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建立新模式、新制度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温饱生活、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都是继往开来、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举国体制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兴建跨越多个五年计划的长江三峡、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世纪性工程；组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和遭受重大灾害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都依法按时实行换届，而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从未中断，重大政策连续、稳定，政府、社会、企业直至个人都从长期发展中获得多种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以上这些，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没有发展，根本原因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中国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首要选择，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适合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各国的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本国特色，同时也来自向外部世界的学习、借鉴。凡是成功的模式，都必定具有开放包容的理念，重视吸取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国模式既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的融合。中国决不拒绝学习外部世界的成功经验，也从不把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强加于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种模式和制度一样存在缺点和不足、面对各种内外挑战，但这是成长中的不足、是历史进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有必需的动力和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正视问题，坚持推进改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呼唤各国按照本国国情完善发展模式与制度，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