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佳:一位副省长的下乡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3 次 更新时间:2011-07-04 15: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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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佳  

  

  编者按:做群众工作与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是,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优良传统有被一些领导干部生疏和遗忘之虞。从本期开始,本版将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系列“下乡住村日记”。通过这一日记,我们能看到,重拾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党的领导干部切实到农村等一线调研,是何等重要。要想真正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只有沉下心去深入考察,力戒那些漂浮作风,才能把握住群众具体的现实的眼前的利益,避免以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借口抹杀这些真实的利益诉求。这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一)尽可能“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地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一个半小时后,汽车路过沁县县城,同车的省扶贫办刘昆明主任接到沁县扶贫办同志发来的一条信息:“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我提醒昆明,不能让县里知道我来下乡住村,否则会惊动不少人。昆明马上回复:“我在太原,车到沁源办事。”汽车顺利驶出县城,透过后车窗没有发现其他车跟随,这场巧遇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

  

  (二)温庄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翻过山就是沁源县的太岳林区。温庄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这里的村容村貌还算整洁,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但看到简陋的房屋就知道农户还较为贫困。下乡之前,省扶贫办提供了四五个村的情况,我选择收入偏下但又不是特别穷的温庄住村,就是为能了解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贫困状况。

  

  (三)“三同”的难点在于同劳动

  

  省委要求干部下乡住村实行“三同”,我觉得同吃、同住好办,同劳动可能会有点难。所以,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 60来岁,朴实厚道,只是听力较弱,我们说话要大声喊。“现在村里多数户都用农机种地了,你到地里也插不上手,还是别去了”。老霍对我的要求不以为然。明媚的阳光下,我望见远远山坡上有人用牲畜耕地,就说:“走,到那里帮老百姓种地。”老霍还是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四)帮助三位老人种玉米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

  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五)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田种地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耳聋老汉每喊一声,牛都能准确反应。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干农活时间过得快,播完种还要“耱”一遍,老汉站在牛拉的“耱”上把地压平整。这是个技术含量高的活,昆明和我俩人就成了“剩余劳力”。于是,我和68岁的老大娘坐在荒草半米高的田埂上聊起村里的事情。

  

  (六)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

  

  这位老大娘和另一位种地的老大娘是妯娌,村里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种地就成了老人的事情,今天她是来帮妯娌种地的。我问,“你家的地种完了吗?”老大娘说,“我家只有两亩多地,昨天就种完了”。说起土地来,她向我诉说起自己的苦恼,“家里4口人,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丈夫是退休职工,10多年前村里把儿子和女儿的地收回去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两亩多地”。“为什么收?谁都说不清。”她用手抓起一把土抚摸着,“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呀!”说到这里,老大娘怕田埂荒草划破我的脸,伸手折断了我眼前的几根荆棘。土地承包各村都有些特殊情况,我给她讲解了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老大娘似乎听懂了,表现得很是通情达理。这就是朴实的老区人民。

  

  (七)“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 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一百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一块电表要不了多少钱,换上不就行了吗?”老霍答道,“现在也不急浇地。”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目睹这两项工程的命运我很自责。“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八)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 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院子里停着一部40马力的拖拉机,是2006年靠农机购置补贴买的,已经很破旧。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九)村会计的家境贫困

  

  我在副支书家看到的主要是村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记录,并没有全村的档案材料。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 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 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十)一个农户种13块地

  

  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 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户籍人口除了新生儿和嫁到本村的媳妇,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 10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十一)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 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待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 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倒插门”媳妇也找不到。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某种不幸的缩影。反思过去“输出1人,富裕1家”的提法,看来有些幼稚和理想化。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十二)乡镇干部检查森林防火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我询问起森林防火,村里还是很当回事的。一位支委专门抓,上山的几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检查,打火机不许带进山。这过程中,老霍接到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说些什么,我没听清,看起来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我还补充一句,“你们也千万不要告诉县里领导,他们工作很忙。”镇书记对工作很负责,忙不迭地向我汇报起全镇的情况。来山西 6个年头,我认识许多县乡干部,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责任很重,压力很大,但条件艰苦,手段有限,他们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的理解。

  

  十三)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接父亲的班在镇兽医站工作,儿子在长治市打工,女儿在县城职业学校念书,媳妇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一位60多岁的叔叔同住,当年公社搞农田建设发生塌方事故受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享受“五保户”待遇。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 8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小板凳上坐着的老人居多,没有妇女,还是沿袭着传统农村民主政治的习惯。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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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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