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责任之成立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3 次 更新时间:2011-07-04 08: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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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认为,责任之成立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自由是专属于人的一种性质。动物不需要“做动物”,人却无可逃避地需要“做人”。不超出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从而进入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层面,就无法解决责任的内在可能性问题。确定自由的终极原初性,乃是责任之主体的奠基。在传统儒家那里,按照发生学的顺序,责任意识也许是在先的,但按照逻辑顺序,自由意识才是在先的。自由和责任的关系既不能本末倒置,也不能相互割裂。

  

  [关键词]自由;责任;选择;“做人”

  

  

  笔者认为,人的责任之成立依赖于人的自由。因此,首先需要澄清一下“自由”概念。自由的确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我们所谈论的自由当然不是一只小鸟不在笼子里的状态,不是一个物体无障碍地“自由”坠落(这是马利坦所举的两个例子 1)。自由是专属于人的一种性质。动物不需要“做动物”,因为动物本然地和唯一地就是动物,它并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与动物完全不同,人却无可逃避地需要“做人”,做人就是选择。对于人来说,出于本性乃是人作出选择的结果;对于动物来说,出于本性则是本能支配的结果。在人的世界,出于人性之要求的,亦即顺从自我本性,才是真实的自我决定,从而才是自由。由此也可以理解基督教思想为什么“认为在人和兽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任何有关生理学事实的探索都不能混淆于有关人类共同体精神根源的神学” 2。基督教信仰作为西方道德观念及其所派生的责任意识的悬设,它不得不先行地确认这一点。赫舍尔说:“做人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个物件(thing)。它的主要特征是如何对待存在,而不是存在” 3。“行动”的性质之所以不同于“物”的性质,就在于它是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意味着人只有在对物理世界的超越中才能把自己证成为一个“人”。正是在这种抉择中,人实现着最为本然性的和始源性的自由,从而有资格充当责任的主体。由此才决定了“人不仅要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是什么负责。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使具体行为具有意义,而是如何实践你的全部存在,如何使自己的全部存在定型为一种意义的模式” 4。在这个意义上,选择乃是人的宿命。在笔者看来,立志“做”人,是人的一种无法被剥夺的能力,就此而言,“应该的”就是“能够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历史上苏格拉底式的选择,或者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和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那种情形。做人的自由乃是积极自由的第一要义。关于能力的自由和权利的自由,笔者曾作过辨析 5,此不赘述。在有的情况下,人尽管没有能力的自由,但不失其权利的自由。当他作为主体受到自身原因造成的限制时,就是如此。譬如瘸子虽然不拥有奔跑的能力,却不失奔跑的权利。

  

  其实,人所面临的最具前提性自由选择是:“我”究竟过一种怎样的生活(这取决于选择,即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我”究竟如何“做人”。从本根性上说,在人生的一切可能的特殊境遇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一种根本性的抉择,它一定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呈现给人们的,就像孟子所谓的“二者不可兼得”。譬如,烈士选择就义,叛徒选择投降。所以,“想要选项”未必都体现为具体问题的选择,它有可能是一种本质的选择,即直接关乎“沉沦”还是“拯救”的选择。日常选择归根到底都同这一大是大非的选择有关。所以,讨论自由倘若是彻底的,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而逃避对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含义的追究。所谓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所以常常被混淆,除了由于错误,还由于二者的确有其内在关联。最原初性的选择,乃是积极自由范围内的选择,那就是关乎究竟是拯救还是沉沦的抉择。就这一点来说,讨论责任问题倘若把范围仅仅局限于消极自由可能是有欠充分的,问题也是难以得到真正的澄清的。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彼此之间固然不能相互混淆,但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联。在笔者看来,不超出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从而进入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层面,就没有办法解决责任之合法性或内在可能性问题(哪怕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责任)。

  

  道德与必然性无关。必然性的领域不具有道德的性质和含义。只有在能够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两可性领域,才具有道德的性质和含义。例如摩西“十诫”,它都是人工规则而非自然律,其唯一特点就是可违背性。其所禁止者皆为两可性的,从而都是能够体现人的选择空间的。没有哪个国家立法规定人人必须吃饭,也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某人吃饭而在道德上给予表彰或惩罚,因为这是不得不如此者,属于必然性支配的领域。凡属必然的领域,都不具有法律和道德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为什么不能追究一个人在精神失常状态下丧失自主选择能力的情况下所作所为后果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呢?就是因为这时他已经不具备意志自由。在动物世界,尽管有着种种残酷行为(在人类看来),却不具有进行道德评价的适切性,而如果类似的行为发生在人间,就具有道德的含义了。这其中的差别究竟取决于什么呢?除了必然与自由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得到其他的解释。这也正是在现代关于人的行为的还原论解释例如所谓基因伦理学由于把人的行为过度地归因于人的生物学逻辑而遮蔽了人类行为原本具有的法律的或道德的性质的原因所在。如果杀人是由基因偏好决定的,那么杀人者就不可能是“罪人”,而最多也不过是“病人”。这也恰恰是对人的行为和动机作一种“科学的”解释,何以能够极大地缓解道德焦虑的原因。科学主义的宰制,使现代人遵循这样一种还原论模式:性理→伦理→心理→生理→物理。“性理”体现的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人性论要求,它是应然的,体现真正的自由,即我选择做人而非做兽。“物理”则是物质世界的自然律,它是必然的,非自由的)。这从一个否定的方面印证了责任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当被他人确认为是身不由己时,我们的道德压力会得到极大的释放。假如人们都偏好于做出这样的解释:强奸是因为性欲,杀人是因为愤怒(都是因果必然性决定的),那么,行为人就不会让良心折磨自己;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追究行为人的任何责任。现代社会的人之所以容易放纵自己的行为,人们的责任感之所以日益衰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的”解释已经泛化为普世逻辑,渗透到了原本属于人的意志自由的领域。强调自由与必然性的勾连,潜在的危险是还原论的。取消自由,也就颠覆了使道德成为可能的悬设(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观点是恰当的)。这是还原论的致命误区。美国学者威尔逊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就基于“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生物学特征而粗略地建成的”这一假设,致力于探究“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学特征影响的” 6。其基本信念是:“生物学是理解人类本质的一把钥匙” 7。威尔逊乐观地宣布,“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共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暂时把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并使之生物学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8。

  

  无庸讳言,当我们相信或确认物理世界没有自由、人的世界才有自由时,的确存在着一个自我中心化的困境。在我们作出如此断言时,人的世界是我们身在其中的,而物理世界是被我们作为旁观者的对象看待的。但这种断言何以仍然能够成立?你怎么知道物理世界不存在自由或自由问题?我们当然是通过外观的比较推知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身临其境也是一种遮蔽。“旁观者清”同“当局者迷”相一致,就此而言,旁观者比当局者更有发言权。不然,我们就只好对这个世界保持沉默,任何可能的断言都将是非法的,无论是关于自我的还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我们仅仅是在可比较的意义上(具有可比性)作出上述断言的。这种可比性已经排除了自我缠绕带来的自我中心化陷阱所导致的测不准关系。就像断言你比他跳得高出0·5公尺,仅测量跳杆离地面的距离,这一结论是对的,但若不排除你是站在高出地面0·5公尺的平台上而他是站在地面上这一事实,该断言就无法得到必要的矫正,比较从而就将丧失意义。但剔除这一不可比因素之后的结论,则是有意义的和真实的。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包括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作出某种断言,关键在于找到可比性的基础。

  

  在这里,笔者认为仍然有必要捍卫一种正统的观点,即责任与自由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剥离的联系,责任的成立全赖自由充当其理由。确定自由的终极原初性,乃是责任之主体的奠基。倘若把责任同自由相割裂,那么责任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德是一个责任问题。何谓责任?责任出于责任者对于自己做出的自由选择的后果的担当。除了自由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赋予一个人以真实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责任仅仅与应然规定有关。在必然性支配的领域,断无责任可言。然而,单纯的两可性,也无所谓责任。只有在应然性存在的情况下,两可性才有责任可言。因此,两可性并不必然地同道德有关。换言之,两可性只是道德之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只有那种具有道德性质的自由,才同责任有关。

  

  什么样的存在才有资格充当责任的主体?责任问题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才能发生?对这两个问题的追问和探究,其结果都证成责任之成立必依赖于自由之存在。使责任之成立的自由,只能是人的意志的自由,其根本在于“我志愿做人”的主观意向或诉求。在“沉沦”还是“拯救”的“非此即彼”境遇中作出抉择的意志注定是自由的。因为它仅仅取决于一个人的自我,而且它是一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它所面临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而是两可的。在最直观的意义上,所谓责任无非就是一种对于行为及其后果的担当。耐人寻味的是,自然界中是无所谓责任与否的,因为自然界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对错是非问题,我们看《动物世界》节目,尽管有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有“残忍”、“凶恶”的行为(这类措辞之被用于动物行为的描述和形容,也不过是人们把自己的情形“移情”于动物的结果而已),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对动物行为追究道德责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动物的行为是必然的,而人的行为则是两可的。诚然,在动物界也有所谓的“利他行为”,这一事实是否证明道德对于人而言的非专属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只有作为自觉自愿的选择结果的利他行为,才具有道德含义。其实,在动物那里,无论是“利他”还是“利己”,都不具有道德意味,因为它们都不是动物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生物学本能支配的结果。泰勒曾提及:“我可以简单地断言我是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这是从这样意义上说的,即:我对我的行为负责,乃是意指我本来可以避免这一行为” 9。尽管泰勒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该观点对于了解什么是意志自由及其同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有意义的。在两可的情况下作出某种选择,这种选择只取决于选择者的意愿,而不需要考虑任何外在的限制(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外在的限制),当且仅当在如此情形下,才有责任可言。

  

  作为人的主体性所特有的属性,责任唯一地发生并存在于属人世界。这归根到底乃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才具有自由之本性所决定的。因此,责任总是主体的责任,任何非主体性的存在无所谓责任与否。我们不能说狼吃掉羊应负怎样的责任。而主体之所以是主体,我们固然可以从认识论上加以界定,但若寻求责任的含义,则必须从道德哲学上给予界定。如此一来,就无法逃避自由意志问题。因为道德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除了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之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关于它的任何规定。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也是以自由为根基的。按照基督教的观念,原罪乃人类始祖因受到蛇的引诱而违背上帝诫命偷食禁果所犯的原始罪过。这里值得讨论的是,犯这种原罪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受到外部诱惑,但这并不意味着夏娃没有作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正因此,在“食”与“不食”之间,她仍然是自由的,从而才有责任。倘若把人的决定看作必然性的结果,人就必将沦为物理世界的木偶和傀儡,从而不再是自主自为的存在。如此一来,注定丧失其作为“主体”的资格和地位,最终也将无所谓责任与否。这无异于取消了责任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无主体性可言的世界,我们是无法谈论责任的。在自在世界范围内追问责任是荒谬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具有道德的含义。道德必须基于选择,但选择并不一定就关乎道德,譬如我喜欢吃萝卜而不喜欢吃青菜之类的选择。只有那些涉及如何“做”人的选择才是道德的选择。没有道德含义的选择也就无所谓责任(诚然,除了道德责任之外,还有法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后者间接地涉及道德和做人,例如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法律的尊重,就带有道德的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自由都同道德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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