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 次 更新时间:2011-06-25 06: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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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传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国一些企业的经理、企业的领导人,买一台打字机或者修个厕所都需要层层上报,超过几百块钱就没有决策权,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当年,在沈阳,一条马路隔着两个工厂,一个是沈阳电缆厂,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电缆厂需要的铜不能从冶炼厂直接买,而必须到南方去拉铜,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几百万。这样做是因为电缆厂归机械部管,冶炼厂管冶金部门管,两个部门隶属的企业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种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种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搞点资本主义,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但是这些思想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的治理或者规避没有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种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这种票子不是人民币,是各种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门办事都需要用票,简称“票证年代”。光有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票才可以。去饭馆吃饭,光拿人民币买不行,还需要有粮票。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国家召开了一个国务院务虚会,在务虚会上,大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孙冶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呼吁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之后,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一个是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发表20天之后,孙冶方同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说把价值规律放在第二条不合适,第一条是价值规律。这是理论界的争论。中央领导当时的观点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他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当中就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种是计划经济部分,一种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计划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须的,也就是市场调节部分是必须的。李先念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观点也表示认可和支持。

  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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