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7 次 更新时间:2011-06-25 06: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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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涛  

  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 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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