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彻底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3 次 更新时间:2011-06-23 14: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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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旧增长模式的主要弊端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提出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彻底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而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在于着力推进创新。文章指出,旧增长模式的主要弊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失衡,进而会导致货币的过度供应和流动性泛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一是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体制基础还顽固地在起作用,二是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基础,是摈弃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推进创新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二是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增长模式,发展方式,发展转型,技术创新

  

  一、旧增长模式的主要弊端

  

  目前,旧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基础,是摈弃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

  旧增长模式的主要弊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失衡。所谓内部失衡,主要是指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我国这些年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大高于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在下降,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品市场销售疲软,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消极后果。所谓外部失衡,主要是指由低附加价值产品出口形成的高额国际贸易顺差和高额国际收支盈余,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由此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与国际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加剧。

  内外失衡的交织,会导致货币的过度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必然导致资产泡沫或者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最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状况的出现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当出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中国经济来说,要长久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解决“两个失衡”问题,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就必须改弦易辙,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实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到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从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从各地的调查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在提升产业上做得好,哪个地方受到的冲击就小。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九五”(1996-2000)计划时期,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2001-2005)计划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确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十一五”(2006-2010)规划更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重点。但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来看,收效并不明显。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看来基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体制基础还顽固地在起作用。比如,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信贷、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仍然将产值的增长速度作为各级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在财税体制中,各级政府的收入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直接挂钩;大部分生产要素仍然由行政定价并采取低价政策,导致价格信号的严重扭曲。

  第二,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创新能力已经大大增强,许多技术发明已经进入世界前沿。但是由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不够完善,这些技术发明往往由于受到制度的压抑而难于顺利地实现产业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推进改革:没有体制与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会举步维艰,更谈不上加快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彻底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极其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据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法治化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改革来推动转型,同时以转型来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走出危机的阴影和进一步实现经济的腾飞。

  

  三、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彻底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虚拟资产泡沫迅速破灭,世界普遍出现了流动性极度短缺和需求不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21世纪以来世界性的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催生巨量资产泡沫,终至造成泡沫破灭,才是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来,开始采用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即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这种粗放增长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消费需求不足。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并实施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政策,用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出口导向政策在还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且自然资源又还不太紧缺的条件下,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十分有利的政策选择。但是,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膨胀的问题。这是因为,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低估。随着出超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货币超发就被输入到国内,出现流动性泛滥。中国从21世纪初以来,央行通过发行货币收购美元的规模亦愈来愈大;货币超发又导致证券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于是,中国金融体系就面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同样的问题,即存在大量的虚拟资产泡沫并使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在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背景下,一旦受到外部冲击,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便会集中爆发。

  总之,从外因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但从内因上看,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和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就需要标本兼治。解决短期问题的措施是要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而长期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靠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过去一年来,我国在执行短期政策方面的力度很大,并且已经表现出拉动GDP增长的成效。当前必须把政策重点转向根本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上,关键是要从过去以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所以,加快增长模式转型是我国彻底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对于上海、深圳等制造业集中的城市,一方面,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尽量把产业链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服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则是培育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支柱产业。

  

  四、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在于着力推进创新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只在于拥有丰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国只宜于发展低水平的加工制造业。这种看法可能不完全准确。事实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在创新领域的技术力量并不弱。从数量上看,我国受过大专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十分明显。因此,完全有条件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难点只在于如何使各种创新成果顺利实现产业化。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社会各界予以关注。

  一是如何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是主体中的主体。从世界技术发展历史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技术革命发生以后,由于规章制度束缚太多和发明者贡献与得到的利益的疏离,原来作为技术创新主要力量的大企业优势不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来自小企业。大企业们主要借助对小企业投资、收购小企业等方式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在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和工商联的调查,70%以上的技术创新也是来自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倾向,加上信贷向国有大企业的倾斜,小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这对于中国应对危机和实现产业升级是十分不利的。以电动汽车的发展为例,在两年前,“以纳米技术制备磷酸铁锂电池”国内一些厂商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不相上下。然而,发达国家本来市场组织就比我们好,加上政府支持方法得当,近一年来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汽车产业能不能抓住这次机遇便很难说了。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例如在3G手机、数字电视、核电等领域就一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产业发展为什么往往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种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中国小企业的日子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似乎更不好过了。除了“左”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一系列保增长、调结构的举措、政策对小企业的扶助作用十分有限;相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10万亿元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大企业和各级政府项目。在银行风险控制意识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挤出效应”。事实上,小企业起不来,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变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彻底走出危机。中小企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值得担忧的。回想1998年,中国正是在发行1000亿国债投资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扶持小企业、积极扩张民间投资,才得以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成功经验不少人似乎淡忘了。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由政府主导分钱、分物、分人、分地的做法仍然存在。钱花得并不少,但是效果不大。在一些具体的产业规划中,常常可见政府对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的预先设定,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日本有关当局曾因误判高清电视的技术路线,使日本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落后于美国一个时代。同样,在一些新兴产业示范项目中,由政府暗示甚至直接规定订购或提供指定产品的做法,在各地也是屡见不鲜。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某些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争取到政府补贴项目之后,往往安排由自己所属企业或本地企业生产;在财政补贴的运用上,也往往选择补“供方”而反对补“需方”,也就是说,为了保扩“自己的”企业而排斥市场的介入。利用行政权力抑制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也不少见。

  政府的扶持方式不但要“有所不为”,还要“有所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改革,一方面消除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建设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政府应当在建立公平、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共用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负起责任来。

  必须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或多或少还受计划经济残留的影响,这意味着小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仍将是难点。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之手应当避免“不该为的为了,该为的没有为或没有为好”。

  现在看来,“十一五”(2006-2010)规划和中共十七大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判断必须肯定和继续贯彻落实。近两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这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事实表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市发展。所以我劝那些对转型升级缺乏信心的朋友坚定对于这一方针的信心。因为这是彻底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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