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9 次 更新时间:2011-06-22 15: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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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  

  

  【内容提要】 如果说,世界不同文明的演进,程度不同地都是由经典的创造及其不断诠释来引导的,那么,中国文明是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文明之一;如果说,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经典的创造和诠释传统源远流长,那么,儒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充其量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规模化开始于汉代。根据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文献,再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信仰的经典在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经典的传授、学习和诠释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业已普遍,并产生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活动的“传”、“解”、“说”、“记”等术语及其作品。这是新文献为早期儒家提供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 键 词】早期儒家/文本/经典诠释/起源

  

  所谓经典,既包括神圣性宗教经典(Bible或Holy Bible),也包括古典性的经典(Classics)。据此,我所说的经典诠释学也是广义的,它不仅指人类不同文明对经典的整个诠释行为,也指人类不同文明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思考、理论化工作及建立的不同诠释学理论(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因此,我要讨论的儒家“经典诠释学”,不是指诠释学的理论形态,而是指早期儒家编定、解读、诠释文本并将之经典化、权威化的行为、表现及其经验。① 我之所以提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这一问题,是同两个方面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中,程度不同地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演进和发展模式,这就是通过对原创性经典的不断解读、诠释来扩充文明,表现出人类不同文明都由经典来引导的特征。中国文明的演进模式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② 二是儒家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诠释学的主流,它是什么时代诞生的。在过去的辨伪学中,儒家经学被认为是从汉代才开始的。一些经学的研究者,或者认为孔子同《周易》、《春秋》无关,《易》作为儒家经典是汉代的产物③,《春秋》也不是孔子创作的;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认为孔子同“六部”经典都无关,否认东周时代儒家已经确立“六部”经典的事实。④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寻找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了。⑤

  说儒家经学(用现在的语言说是儒家经典诠释学)开始于汉代,这不是真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和“大规模化”开始于汉代(集中表现为今古文经学)。判断一种经典诠释学是否出现,可以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基本标准,一个是“文本”的大致确定和被信奉为“经典”;另一个是与此密不可分的“文本”被广泛地阅读、引用和诠释,并相应地产生了经典诠释的作品和“术语”。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文献和上博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早期儒家与“六经”关系的契机。孔子与《易》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孟、荀建立的早期儒学与六部经籍更是密不可分。结合传世文献,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了。它诞生于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后来一般称之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文本,经过孔子的编纂,在早期儒家那里已被赋予了“经典”的性质并被权威化;早期儒家对这些经典的引用、诠释已经广泛和普遍,并产生了“述”、“传”、“解”、“说”和“序”等经典诠释性术语。

  

  一、“六种”文本的编定和趋同

  

  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有关儒家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确认儒家经典诠释学起源的有力的出发点,其中的《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一)等,与此更是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下《性自命出》的说法: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这篇文献论及了四种文本——《诗》、《书》、《礼》、《乐》,它还对每部文本的意义作了概括性说明。郭店竹简的另一篇文献《六德》则有以下的说法:

  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德》明确列出了“六种”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第三个文献是《语丛》(一),它同样也列举了这“六种”文本。据廖名春对第38、39、44、36、37、40、41简的重新编连,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语丛》(一)对这六部典籍的诠释:⑥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此外,郭店竹简《五行》、《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等篇籍,引用了《诗》、《书》的内容,⑦ 特别是《缁衣》引用颇多,它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篇的引用类似但也有所不同。

  以上这些新出土文献为我们确认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提供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文本,东周时代已经并存且被相提并论。这说明,儒家所信奉的这“六种”文本在当时已“大致”统一和定型,而且是儒家教育、学习的基本典籍。第二,早期儒家相信这“六种”文本的权威性并加以引用。第三,早期儒家通过对这“六种”文本的阅读、理解和诠释,对每一种文本的整体意义作出了概括,试图使每部经典的意义符号化。新出土文献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正可以同传世文献的不少相关记载相互印证。

  “文本”的诠释和整体主旨概括以文本的大致定型和统一为前提,一个杂乱无章还没有大体定型和统一的一些文本,人们很难将它们并列在一起并试图对每一种的意义进行整体性的诠释和说明。《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一)能够并列“六种”文本并对每一种文本的整体意义作出诠释,这说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文本在东周时代已“基本”统一和定型。过去一些学者对此加以怀疑和否定,现在终于可以打破了。我们不接受今文学家的看法,说“六经”都是孔子创作,但认为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的说法也没有可信的根据。“六种”文本的编纂工作,不是东周其他子学担任的,而是儒家承担的,儒家是学习和信奉这“六种”文本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派。《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⑧邹鲁之地是儒家的发源地,“六种”典籍同儒士的密切关系,也就是同邹鲁之地的关系。《庄子·天下》记载的“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正是他编定了这“六种”文本,使之具有大致统一的面貌,《史记》对此记载最详。其中《孔子世家》记载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此处说的“六艺”和前面说的“六艺经传”的“六艺”,都是指“六经”。“折中”意思是“正确定夺”,“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说明孔子是“六艺”方面的权威。《孔子世家》又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根据这一记载,孔子教授他的弟子们的主要东西是《诗》、《书》、《礼》、《乐》,其中七十多位弟子精通“六艺”。《庄子·天运》记载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对此也是一个佐证。

  孔子编纂“六经”(“六艺”)之事,《史记》记载也比较多。《儒林列传》说:“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里说到《诗》、《书》、《礼》、《乐》和《雅》、《颂》,直接经过了孔子的纂修和校正。《史记·孔子世家》具体记载了孔子删削、编纂几种文本的情况: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札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⑨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孟子》一书在不同地方都明确说《春秋》出自孔子之手。《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⑩ 《史记·孔子世家》记之更详,没有证据能证明《史记》的记载不是事实:“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易》与孔子的密切关系往往不被承认,持这种观点的人说,《易》在东周时代并非是儒家信奉的经典,儒家信奉《易》是从汉代开始的,孔子与《易》没有什么关系,解释《易》的“易传”也都不是孔子所作。这种看法一开始就根据不足,再衡之以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文献,就更无法成立了。作为“经”的《易》,其演变和形成源远流长,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孔子与《易》之经传的关系十分密切。《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据此,作为传述《易》经的“十翼”主要是孔子撰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载孔子晚年对《易》有浓厚的兴趣:“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帛书《要》篇为我们提供了孔子晚年“好《易》”的新证据:“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11) 《易》为卜筮之书,孔子晚年对《易》产生兴趣,使他的弟子感到不解,孔子意识到这可能也让后人感到因惑。《要》篇记载说:“子赣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于(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又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同归者也。”(12) 这一记载很详细,它同《史记》所记孔子晚而喜《易》之事,可以相互印证。其实《论语·述而》早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孔子直接说他对《易》有兴趣,他希望他在“五十”岁时就开始学“易”。但是,这句话中的“易”,《鲁论》作“亦”,人们据此不相信孔子晚年喜《易》、学《易》之事,且新出土的定州本《论语》也作“亦”。(13) 《经典释文》引郑玄注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个说法可以有两个理解,一是《鲁论》“亦”即“易”,如果这样,两者的意思就是一致的;一是《鲁论》之作“亦”,与“易”无关。李学勤从后一种意思出发,考辨认为,“易”《鲁论》作“亦”,是晚出,《古论》作“易”,不应用晚出的否定之前的。特别是,如果作“亦”,那就是说孔子要到“五十岁”才去学习。按照孔子的自述,他十五岁就有志于学了,而且一直是“学而不倦,诲人不倦”、“博学于文”。孔子是一位学无止境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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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09年7期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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