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5 次 更新时间:2004-09-13 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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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的问题: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社会因素都渗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的。例如,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难把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称那些因素为政策性激励因素,因此将之同这里的社会因素分开?但词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这个词时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

  

  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一、界定与特点

  

  这一节将主要界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鉴于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因此,与国内目前流行的具有褒义的用法不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尽管我会指出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都相对说来有一定的成就。所谓经验的,我是指,我不考虑其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考察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行为时的动机,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公共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确实就广泛的社会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道理,相反,有些学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引发了社会对他的足够关注,那么根据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具体操作化却是个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网上浏览的印象,专断的作出了一些选择。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20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标准,我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计,学术关注程度也是很难测度,并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是否学者也往往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文关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确定义和测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因此这一缺陷可以暂时保留,只要我选择的分析对象大致可以被认同为使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尽管这样的分析也许会错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问题。但是本文其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开拓这个领域,初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原谅。

  

  如果这个辩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都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等都比较明显是,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学界例如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学界中,在过去的大约五年里比较突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贺卫方,处于两可之间的则有梁治平、冯象、季卫东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学界,在不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等,此前还有一度很出名的刘晓波,比较两可的有刘小枫、陈嘉映、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全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实还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莲。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但是她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场上脱销,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

  

  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但这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厉以宁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吴敬琏原先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如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而我本人现在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黄平、张宇燕、葛剑雄等也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比较强的政府机构色彩(尽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难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当然,由于这个因素更为隐蔽,则更难分析。

  

  其次,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50—40岁之间(钱理群是一个例外)。

  

  第三,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此外,尽管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但其实是更准确的。获益者的意义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为年龄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练,有过各种经历,甚至受过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知青、农民、工人、军人、中小学教员,下过乡,上过山,有的当过红卫兵,有的受过某种政治上的压制,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经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之路,几乎都不可能获得今天他们实际享有的学术地位(但不是成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还需要历史在证明);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之间今天的经济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第四,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留过洋(主要是英美),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例如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黄平、王铭铭、冯象、苏力(均为英美)以及季卫东(日本)等,或者作过比较长期的访问研究或学习(例如,茅于轼、樊纲、盛洪、张宇燕、汪晖、甘阳、许纪霖、徐友渔、陈来、梁治平、李强、郑也夫、李银河、贺卫方等,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阳、冯象、季卫东)。而且这还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而这些特点就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些特别的(相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因素。我将在下面几节予以分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在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最典型的反映在经济学界。由于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尽管这些经济问题往往非常专业化,操作起来也往往比较精细,许多问题本来并不适合作为公共话题或社会话题。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关注的中心,许多经济话题在中国过去20年里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和公共话题,因此,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经意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舆论(例如关于股市的争论)来强化和推进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会利用大大简化了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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