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4 次 更新时间:2011-06-11 11:07:46

进入专题: 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发展  

俞吾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不久前,中国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为什么中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换言之,中国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深入的研究启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深藏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重视,而附加在这一理论上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其他的原因,又使人们迟迟未能认清它的重大价值。本文试图追随马克思的思路,澄清他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另一条线索

  

  众所周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主线,也是明线,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这方面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结晶。另一条是副线,也是暗线,即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批判性研究。青年马克思偏向于对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偏向于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其成果散见于马克思的论著、笔记、文稿和书信中。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自己阐明了这两条研究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P43)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作为“人体解剖”是基础性的,而他对前资本主义的研究,即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作为“猴体解剖”则在逻辑上是后续性的。对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前一条线索,研究者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的重点是考察长期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另一条线索,即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是在其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被阐发出来的。

  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实证人类学研究之旅。据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的全部读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在1853年这一年中就读了8本论印度的书,11本论俄国的书。[2](P171)比如,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医生兼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后,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3](P256)

  在1860年代,马克思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俄国的农村制度》,钻研了毛勒关于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5]并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毛勒的相关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老毛勒的这些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4](P43)

  在1870到1880年代,马克思在理论探讨上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即几乎搁下了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写和修改,把注意力转向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为了直接阅读俄国人类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自学了俄语。1876至1878年间,马克思研究了古代斯拉夫制度。[2](P171)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间,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1880年底至1881年3月初,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年4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881年3月至6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1881年8月至9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一书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从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马克思还写下了《历史学笔记》,摘录了施洛塞尔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马克思所摘录的史料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7世纪上半叶,[5](前言,P1)这也正是实证人类学研究十分关注的时期。

  现在我们要询问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晚年马克思颠倒了研究主线和副线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实证人类学?人们通常是从“证实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漂亮的转身”的。所谓“证实论”,是指晚年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实证人类学,主要是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证实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释中,这种“证实论”的动机是存在的。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当马克思提到自己正在研读毛勒关于德国马尔克制度的近著时,欣喜地指出:“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4](P43)也就是说,马克思原来只是推测,在欧洲社会的演化史上,也曾存在过“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而这一推测在毛勒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同样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1884)中,恩格斯也说过:“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6](第四卷,P1)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正如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前面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唯物史观。”[7](PIV)

  尽管这种“证实论”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边缘性的、附带性的动机。如果像不少研究者那样,把这种动机解释为晚年马克思转向实证人类学研究的根本动机,那就不但误解了马克思,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加以完善化的重要成果——社会形态理论。

  事实正是这样。在十月革命后,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学者由于未认识到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性,迟迟没有发表这些笔记。直到1941年,马克思关于摩尔根摘要的俄译本才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9卷加以出版;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摘要的俄译本刊登在《苏联东方学》杂志1958年第3、4、5期以及《东方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1期和《亚非人民》杂志1962年第2期上,前后花了5年时间;马克思关于菲尔摘要的俄译本发表于《亚非人民》1964年第1期以及1965年第1期和1966年第5期上,前后花了3年时间;至于马克思关于梅恩、拉伯克摘要的俄译本直到1975年才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加以出版。令人惊奇的是,这五个人类学笔记的出版竟然花了34年![2](P159~160)

  其实,正是所谓“证实论”遮蔽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性。然而,与东方学者不同,西方学者却很重视这些笔记。二战后,收藏这些笔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向国外研究者开放。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英文本,但未收录马克思关于菲尔的摘要。1974年,这本书就出了第二版,随之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及其他译本。在西方学者中,除了劳伦斯·克拉德以外,诺曼·莱文、斯坦利·戴蒙德、莫里斯·布洛赫等人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2](P161~165)但这些探讨或者把晚年马克思的实证人类学研究理解为对其早年哲学人类学兴趣的回归;或者把这一研究理解为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背景知识的补充;或者引申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或者在“两个马克思”外又发现了“晚年马克思”等等,并未抓住晚年马克思人类学转向的根本动因,因而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从人类学研究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作出合理的阐释。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6](第三卷,P777)这就启示我们,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看待马克思,才能真正揭示他晚年人类学转向的真正秘密。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人类学,其直接的动因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陷入了沉寂,革命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马克思希望借助于实证人类学研究,深入地了解东方社会的性质,从而为未来的东方革命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其间接动因则是:通过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超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而这个普遍规律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在长期思考中不断加以完善的社会形态理论。显然,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马克思的实证人类学转向,才会引起对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伟大成果——社会形态理论的高度重视。

  

  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一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所谓“五形态说”。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斯大林写道:“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8](P137)在斯大林看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而这五个社会形态对所有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具有普适性。显然,这是对“五形态说”的经典性表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学说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然而,“五形态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致命的挑战。

  一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过他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提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9](P25~27)从马克思叙事的背景来看,显然也暗含着他对另外两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认可。尽管这里合起来也有五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并不是一回事。何况,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开始接触实证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尤其对史前社会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这从他对前面三种所有制语焉不详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在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第二卷,P33)如果加上马克思语境中暗含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里也有五种社会形态,但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也不是一回事,因为斯大林完全没有注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其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是斯大林把“五形态说”表述为普适性的社会形态演化理论,其实,这种学说只适合于欧洲。即使如此,也得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在斯大林所说的“原始公社制的”和“奴隶占有制的”中间插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毛勒著作的研究时已经指出,在欧洲各地存在着“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斯大林的“五形态说”都不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准确概括。况且,从我们前面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出版史和传播史的回顾也可以看出,斯大林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晚年马克思写下的五个人类学笔记。这就启示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本人留下的文本中去探索其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探寻这一理论的原初含义。

  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系统地加以表述的不是“五形态说”,而是“三形态说”。在叙述这一学说之前,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化问题的思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发展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28.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