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 陈玉洁:试论涂尔干视角下的法人团体及启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4 次 更新时间:2011-06-09 16:52:23

进入专题: 涂尔干   法人团体  

岳天明   陈玉洁  

  能够在工人们之间培育出一种极强的相互认同和团结感。

  法人团体为每一种职业制定了明确的规范,规定了雇主和雇工,以及雇主之间的各项责任。社会本身是人们所共有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用来治疗社会危机的“法人团体”自然也应当是道德性的。法团能为经济生活确定道德标准,是人们进行道德社会化的一个主要机构,因而是能满足现代社会道德需要的工具和社会载体。社会中的各种法人团体,它们包含着道德,而他们的使命就在于保证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规范。

  当然,所有的道德规范只能以整个法人团体的利益为基本前提,许多规章都自然该是从我们所共同具有的道德情感中产生的。当私人利益不能归属于公共利益的时候,这我们看到法人团体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它对个人的束缚。涂尔干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在构成民族大群体的所有个人的意识中,对于任何个人的意识来说,集体意识几乎都是外在的,因为每个个人的意识都只包含其中的一小部分”(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引者注)。[4](P340)当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时,他们可能不再服从法人团体的支配性意见,但他指出,人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尽管有强制性,而一旦能在法人团体的群体生活中尝到甜头,“进一步享受彼此交往的乐趣”,[3](P27)这就是一种共同的道德生活。

  

  (三)法人团体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纽带

  

  法人团体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次级群体”[3](P30)。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在社会要求和个人要求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否则就会产生社会疾病。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法人团体”恰恰是“链合”个人与社会的关键性次级组织。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需要包括职业群体在内的各种中间团体来建立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要尽量避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互动,防止建立在“地方观念”基础上的狭隘的“爱国精神”不合时宜地蔓延开来。面对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倾向,必须建立一种特殊的机制,“必须有一些个人群体特别代表这种集体情绪”,[4](P401)一群乌合之众如果组成了社会,国家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以此而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3](第二版序言P40)同时,借助于法人团体这种中介力量不仅可以减少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能减少国家走向专制集权的可能性。

  

  四、涂尔干视角下法人团体的启示意义

  

  法人团体的诸多性质,使得它在各种功能组织、社会成分和利益群体之间可以起到“链合”(linkage)的作用。[10]透过涂尔干法人团体的视角,会得出许多对当代中国社会整合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意义。

  

  (一)法人团体有助于个人的社会化

  

  针对法人团体的最初形式,涂尔干指出,家庭是我们学习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课堂,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圣地”,[3](第二版序言P28)但绝大多数社会关系并非以血缘为纽带,不过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利益甚至体质的相似等)也可以把彼此不同的意识调和到一起,更何况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生活都是在家庭活动之外得以实现的。在以业缘为主,职业角色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个人在职业规范中的道德限制潜移默化的延伸到社会中,从而促使个人的社会化发展。既然家族环境里的道德和法规对个人社会化行之有效,那么法人团体里的职业道德和规范也同样行之有效。法人团体制定了以共同的道德生活为基础、与集体意识和集体感情相一致的规范和章程,这些规范和章程既能够支配个体,迫使他们按照诸如此类的方式行动,也能够为个体的取向加以限制,禁止他们超出界限之外。当人们由于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时候,彼此合作的精神得以培养,得到生活得以延续,由此释放出来的道德生活为个人行动反思、价值判断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制度和社会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成为完整的“社会人”。他非常深刻地指出,人们的社会化水平越高,和平对人类的价值就越大。

  诚如亚历山大所言,涂尔干因为从个体行动者之外说明社会力量而对创建古典社会学做出了贡献,[8](P97)这也为其著作和思想的争论留下了空间。不过,在个人社会化问题上,他明确地指出,“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里产生出来的”。[3](P236)从他接下来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也是看重社会群体单位中个体的个性形成的,只是他也很明确地指出,这种个性只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戴有社会印记的个性,必须和群体社会生活相适应而不再是游牧时代那种只专注于自己、置外部世界于不顾的绝对个性了。人们应该争取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即便为社会提供不同的服务,也能够和谐一致地进行服务。[3](P225)

  郑杭生先生等在“社会互构论”中指出,为适应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个人化——的要求,个人社会化理论应该得以扩展,当代个人的社会化反映出社会分工的发展与个人间合作的加强,启迪我们去把握和分析与社会生活世纪息息相关的新的社会化角度,这其中包括个人的社会合作与协调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社会化的更多新类型,如他们指出,根据社会化过程的发生是来源于个人的外部力量还是来源于个人的内在动力,可分为强制性社会化与自主性社会化。诸如此类的类型上的划分才能从某些侧面上表现新的社会化理论对于新型现代性实践的重要意义。[11](P352-362)如今,社会组织早已不是装载个人的简单“容器”,社会法人团体的多样性、灵活性的不断提升,为个人的进取热情、成就期待和创造能力的激活、释放和发挥创设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社会化与社会化个性的关系问题、社会化与人的自由的张扬等问题[12]应该走到学术探究的前台,只有这样,有关社会化的研究和实践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法人团体是现代社区整合的重要中介

  

  在涂尔干的理论视野中,社会团结的缺乏可以通过将个人组织进法人团体中而得以解决,个人也因此从国家那里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保障;由于没有其他法定机构能管理法人团体,因此,只能通过国家来管理它;[4](P416)法人团体虽然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和调节。可见,在国家、个人和法人团体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辅助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换言之,法人团体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和纽带。

  联系我国社会现实,法人团体的链合作用对现代社区整合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单位组织”是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3](P10)社会整合基本是由“单位制”来实现,但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推进,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社会的整合控制和控制机制也因此提到了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随着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和住房体制的改革,城市社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愿的隔离区”,[14](P144)从一开始就缺乏明晰的社区记忆力,从而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疏远、孤立和紊乱,人们呼唤亲情、期盼交换和握手,渴望构建和美、温情的精神家园。因此,如果从国家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则社区建设的深层意蕴在于对社会秩序和有效管理的谋求。[15]如今,所谓的居住社区,作为职业人的住房所在地,总是缺少自然的普通的公共生活区域,很难唤起人们内心的情感和归属感。当隐私作为大城市生活的礼物,受到珍爱和小心的防卫[16](P51)时,居民们已习惯于关起门来过日子,在很大程度上处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许多住在同一栋楼或同一单元的居民也互不相识,他们对居住社区并没有认同感。这种现实促发我们思考的是:当急速的社会变迁破坏了社会的和私人的应有联系时,单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是否还能有效实现对社会(区)的有效管理?如果不可以,那么对于社会秩序和有效管理的意蕴追求还必须借助于国家之外的集体力量来实现,涂尔干将之归于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法人团体。

  随着社会各种功能的日益分化,职业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城市社会中的居民,无论其职业是什么,能够与他们产生最直接关系、并让他们感到兴奋的,都不是发生在居住的社区中的事情。对此,雅各布斯深刻地指出,如果居民在脑子里并没有对维护街道文明的支持信念,再好的城市照明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它会像是沙漠中的巨石,即便轰然倒下,也不会有一只耳朵能够听到它的声音。[16](P36)而人们想法一致、感觉一致、各种社会背景一致的人们则时时刻刻都希望彼此成为同伴,这种希望总是强有力地把相互类似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同归一处而成了职业团体(法人团体)。所以,由每一个作为职业人的群体成员共同组成的法人团体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基础所在。社区发展的主体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单个的居民,而是作为中介组织的法人团体,社区建设的主要工作都应由它们来承担。[10]法人团体在社区中大到可以协调征地拆迁,小到组织为地震灾区捐款。总之,职业团体或法人团体已成为现代城市社区发展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三)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法人团体,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各种利益和基本权利

  

  按布罗代尔的分析,作为早期法人团体,行会的职责就是要协调本行业成员间的关系,并在琐碎的涉及日常生活的争执中,保护本行业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人的侵犯。[5](P331)目前,我国不公平现象与日俱增,各个利益群体大量涌现,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新旧观念冲突激烈,导致许多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不能保障。这和相关法人团体发育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较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的弱势群体很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通过社会上其他群体而代为表达的,但如能在弱势群体利益理性诉求的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应和他们强烈的“抱团”愿望和熟人情结,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且有着共同乡土背景之上的弱势群体小团体就被自发地建构出来,再通过正确的引导和帮扶,发挥特定法人团体社会沟通的优势,他们的利益就会得到保障,这种法人团体既可以扎根于社会基层民众的沃土之中,又能同社会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联,应该成为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果说“权力制度本身也是为共同意识服务的” [3](P67)话,那么,法人团体中固有的权力组织自然是指向于其组织目标的,自然可以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为组织成员服务。

  就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虽然生活在荣华城市景观中,但总是处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空间状态中,边缘化的生存境地使得他们在心理上生发出极大的失衡和不满,再加上“规范真空”与“市场失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流变的社会世界中,急剧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型塑着以权压人、以钱压人、以势压人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强化了“借强凌弱”的生存逻辑。[17]而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甚至业缘基础上的农民工小团体还仍然停留在最初的本性结合上,还不具有真正的利益诉求的资源与网络,还无法组建代表自己利益要求、符合法律规范以及达到政府认可的自治组织,其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有效的组织支持。因此,基于社会需求和转型期制度缺失的特殊背景,为实现农民工权利和利益诉求的理性化表达,组织化的“农民工协会”有效建构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曾经指出,[18]组织化的农民工协会的构建以及如何把广大尚处于组织化农民工协会之外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其中就成为农民工利益诉求的理性化表达的中心问题。

  当然,在我国,各种法人团体的组建还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法人团体与法人团体的利益冲突,各自规则间的矛盾和冲突等等致使法人团体的蓬勃发展在我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要确信,一个完善、有效的法人团体会协调好各方利益,促进社会整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进程。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的结尾所说,“思考所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就是去规定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3](P367)这,也是本文的意图和意义之所在。

  

  *[项目基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创造活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08BSH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岳天明,男,汉,甘肃通渭人,法学(民族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涂尔干   法人团体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61.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