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红色思潮”之前的平等探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3 次 更新时间:2011-06-08 18: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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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个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要讲美国二战后的“红色思潮”,就要从“平等”话题说起。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相对欧洲要幸运很多,就是它没有非常普遍尖锐的社会冲突。

  一个农业社会,关键是农民要有地。自古以来,全世界农民的理想生活,曾经都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上去要求不高,其实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许多国家的农民都无法得到这样的单纯幸福,因为没有地。当然,租佃是一种正常方式,可是租金要合理。欧洲土地常常集中在贵族手中,租赁也并不都是合理的,甚至有过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也就是有农奴这一说。

  英国古代农民租佃土地,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有钱就简单,交租金;没钱只能以劳力替代。早年就有农役和骑士役之分,骑士役就是战争一起,你得上马跟贵族打仗去,也算是替代土地租金。打仗可是要送命的,拿命顶租金,实在太过分。所以在1660年,这种骑士役就被英国法律给废了。废除军事的武役之后,替代租金的就都是劳役了。英国租赁土地除了平常的年租金,还有个接替费,就是佃户户主去世,租赁关系转给后代,要额外交一笔相当于一年租金的手续费。

  美国的源头就是十三块英国殖民地,就像十三个小国家,各不相同。佐治亚是计划周密的农垦,送来移民的人经过英国政府精心挑选,来了就一人给四十英亩地;而一些王室的贵族封地就不一样。大家已经知道,宾夕法尼亚,就是威廉·佩恩向英国国王要求王室抵债得来的。威廉·佩恩的父亲是海军上将,为英国打下了牙买加,这钱多半是国王欠他的上将军饷,国王倒也不赖账,发张特许状,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了上将的儿子,特许他在宾夕法尼亚以英国方式出租土地,一年租金是两张河狸皮。

  威廉·佩恩是英国教友派的一个领袖,他对宾夕法尼亚的要求,并非出于财迷,而是自有一番政治理想抱负。北美教友派本来就是一个极善思考的教派,在殖民时期,他们就通过朴素的平等理念、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认真提出和实践了废除奴隶制。佩恩自己被称为哲学家,很起劲地在自己的领地推行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善理财。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最终在回英国的时候进了债务监狱。佩恩好不容易出得狱来,恨不能把宾夕法尼亚再卖回给英国王室,试了一次国王不要,正筹划着再试一次,他突然中风,说不出话来,早在美国革命近六十年前,就在英国去世了。

  接下来的美国革命,使得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王室土地,全都归了各州的州政府。而州政府纷纷立法废除了英国式租佃方式。但并不是说,没有地主的日子就一定是好日子。因为政府会收税,就是类似交公粮这样的事情。其实租金和税收对农民来说是一回事,一样是交,就是交的对象不同而已。比如对宾夕法尼亚人,两张河狸皮交给佩恩还是交给政府,你说有什么差别。关键是两张河狸皮这个数量是否合理。租金和税收同样有是否过重的问题。美国独立以后,各州也有过一个不断调整的时期。美国革命发源地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美国成立初期的1787年,就有过一次因为对赋税不满引发的“谢思起义”。

  

    但是,相比长期在封建农奴制度和租佃制度下的欧洲农民,在美国初期,农民日子要有希望得多,更有追求幸福的可能。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新大陆广袤的土地,地多人稀,另外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调节功能。农民可以抱怨,抱怨会有结果,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民选政府,而不是贵族老爷。税收太多,可以威胁说我不选你进政府了,没听说能把贵族给选下去的。另要说明的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城市化工业化都比美国早很多,美国一直被欧洲看不起,就因为人家都工业化了,它还是个大乡村。所以,它的工业社会的问题,来得很晚。

  农业社会的古欧洲,农民的生存空间常常是逼仄的,它是老大陆,历史悠久,土地早被国王封完,或者被圈地圈走了。十八世纪,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作为外交使节在法国游历。他看到贵族享受蔓延无边的巨大猎场,世袭传承,而农民却常常没有可耕种的土地。他感觉这种土地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看上去完全是绝望的,也许他担心美国将来也会人口增多、土地兼并,因此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来调节这种状况。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土地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这实际上是在思考以法律调节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开端,要解决的是使用土地的“平等”问题。

  在法国大革命四年前的1785年,杰弗逊从法国美丽的枫丹白露,给同为美国建国之父的麦迪逊写信,却写着一点都不浪漫的话题: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法国妇人,是失去土地后的女农民工,打工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杰弗逊十分不忍,给了她一点钱,看到那个可怜妇人感激涕零,他就更难以平静。然而,进入解决问题的层面,杰弗逊的思考还是冷静的,他在信中写道,“我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做不到的。但是既然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类大多数处于悲惨境地,为了重新分配财产,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过分,只是要注意让这种财产的再分配不要违背人之常情。”

  私有财产、继承权,都是西方的古老话题和法律,所谓“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积累的智慧。当杰弗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年代,“平等”话题在欧洲不仅是敏感的政治话题,也变得越来越“危险”。杰弗逊本人随着法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想法也在推进。几年一过,法国革命就在杰弗逊眼前发生,他在紧张思考和试着判断这场革命,革命爆发一个月后的1789年8月3日,杰弗逊在给狄奥达蒂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革命前的法国正在改革中,杰弗逊认为,革命比改革能带来更彻底的变化,“由于长期掌握政权,由于人民的敬畏,由于拥有官方武力,也由于仪式排场之震慑人心,这个政府的专制统治是如此强大巩固,以至于它只要坚持固守,国民议会哪怕再有远见卓识,大概也只能获得可观的改进,而不是彻底修正”。

  杰弗逊对革命后的国民公会寄予厚望,他还在信中写道:“国民公会现在有了一块干净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画画了,正如我们美国一样。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如此坚决明智,所以我坚信他们将正当使用他们的权力。”

  法国革命两个月后的1789年9月6日,杰弗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再次扩展了自己以前信中的想法,把“土地属于活着的一代”的概念,扩展到“地球属于活着的一代人”、扩展到债务和债权,宪法和法律,都根据当时成年人平均四十岁的寿命,以二十一岁成年后的十九年为一个存废周期,就是每过十九年重新立法一次,使得前代人制定的法律,不能束缚活着的新一代。“他们前代人的想法和法律,在它们的自然过程中,和它的制订者一起消亡。每一部宪法和每一项法律,在十九年末自然消亡。”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已经明显带有受法国革命激进思潮影响的痕迹了。

  后来法国革命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杰弗逊的预期,从杀国王一家和杀贵族开始,直至普遍滥杀无辜,最后革命者相互残杀,社会陷于混乱,民众最终彻底厌倦和抛弃革命,渴求回到一个正常生活。仅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巴黎一城就杀了一万七千人。这些都是杰弗逊在当时没有料到的。

  杰弗逊在两百多年前的这些想法是粗略的,他只是在写信,给同为美国建国者的朋友们,写信聊聊自己的想法,也征求他们的意见。美国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位总统亚当斯,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很快会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这是美国有关平等、如何取得平等、渐进改革和革命的比较、革命方式的潜在危险等等话题的最初讨论。这样的讨论,也就是美国自由派、保守派争论的开端。

  这里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可以回过头聊聊,也是关于平等,关于革命。这些话题的历史故事,正是美国建国之父们讨论的背景。

  去年,我看到有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比较话题的争论。一位学者指出,有人推崇英美传统,而不赞同法俄传统,但是英国革命过程也相砍相杀,他提到1640年的“英国革命”至1688年“光荣革命”,他指出,两次革命期间有二十多万人丧生。杀人数量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因此得出结论,接受英国传统一样会出现人类灾祸,因为,“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我以前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谈过法国革命,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再回头看看这位学者提到的英国传统。

  英国传统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一路走来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小小英国,十七世纪才四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口,可它自古而来的王室阴谋、自相残杀、宗教杀戮和内战等等,是特别血腥的一个国家。所以也是经久不息的电影题材,它的真实故事就具备了戏剧的一切惊心动魄的要素。记得很小时候看劳伦斯·奥利弗导演的《理查三世》,留下强烈印象的就是为争夺王位,夜黑风高,有人揣着枕头去闷死两个小王子;当然还有砍头。直到现在,《伊丽莎白》的电影,被人拍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地去看新版本。

  其实所谓古代,就是血腥和野蛮,全世界都一样。英国传统不同的是,它从如此血腥野蛮之中,逐渐会产生和一步步推出权力相互制约的结构,最终推出了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并非没有征战血腥,可是它提供了今天民主制度的思想资源。

  有着六十三个条款的《大宪章》,它的诞生那可是1215年,这份由国王贵族双方签字画押立下的条约,硬是逼迫国王让出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开会,他们具有否決国王命令的权力。《大宪章》也强令国王承诺更为宽松的统治,例如第三十九条,衍生了此后“人身保护令”的概念:非经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依据法律行事,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留监禁、剥夺财产和放逐杀害。从此,英国开始走向限制君权、国会立法、司法独立的君主立宪之路。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写下来了,成为文件。而欧洲君主传承的稳定,也体现出它的好处来,就是后面君王必须认前面祖宗签下的账,世世代代的贵族乃至平民,几百年,都可以拿这个作为依据,对国王叫板。这就是英国传统。可是这种推进非常之缓慢,因为古代还是古代,这个过程就必然是血腥的。国王自然要挣脱“枷锁”,贵族平民就要讨伐,国王势力大了的时候,也要报复,较量过程也常常就是武力杀戮。

  同时,虽然《大宪章》规定了以后要依法律行事,而不能由国王“朕开口即为法律”,但古代法官、他们所依据的古代律令,还是远非我们今天概念上的现代法律,因此,《大宪章》并没有立即杜绝、甚至在几百年里都没能杜绝不公正的古代刑律和残酷的古代刑罚,只能说,它开始了一个可以孕育出现代司法的制度概念和实践。

  后来,国王的挣扎,也渐渐变成武力和在文件基础上据理力争的来回交替。贵族委员会,慢慢演进到议会的贵族院,又发展出非贵族绅士阶层的平民院,直至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上层、民众和国王的角力成果,不断在补充《大宪章》,它是一个推进过程,积累的成果被一次次记录在案。

  早在中世纪,英国就破了君权神授,确立“教皇才是世俗总督,而国王是人民主权代表”的政治理念;还在十五世纪,英国国王收进出口税、收多少,就必须得到议会批准。1604年,平民院议长就很神气地通知詹姆斯一世:国王无权立法,只有对国会立法的批准、否决权。立法、行政关系听上去已经很“现代”。可是在现实执行中,双方还在以实力相拼。

  1621年,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冲突,国会提出史上有名的“大抗议”,再次强调“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之遗产”。1625年,国会已经管到国王家里,提出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宫开支是否浪费,提出要每年召集国会审查。最后国王被逼到了“贫困状态”,需要大量出售王宫金银器才能维持宫廷生计。

  制度上分权和积累的结果,自然会是国会越来越强,而且是平民院越来越强。强得很自然,很符合历史潮流:因为贵族在历史性的没落之中,1625年平民院议员的财产总和,已是贵族院的三倍。

  最后,开始了一个个循环,国王受不了这个气,就解散国会,可没有国会同意,又收不上税来,只好再召集国会,冲突不断。

  1628年,国会再次发表《权利请愿书》,向查理一世宣布四项原则:不经国会批准不得征税;不得无故监禁臣民;军人不得住宿民家;和平时期不得实行军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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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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