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些人要把毛泽东恢复成神，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北京部分左派人士发起“公诉团”，要把茅于轼和辛子陵推上法庭。据说，在乌有之乡的网络签名，也快突破一万了。外地也在成立这样的公诉团，大约人数也不少。本人认真拜读了这份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公诉书、呈情表、讨伐状、宣战檄、诛杀令、控诉信、大字报，深感颤栗、深被感动、深受鼓舞，灵魂深处也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法律大革命，于是对照现行宪法与刑法，一声长叹道：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在增长，可喜可贺；左派人士的法律水平在倒退，可惜可怜；致人死地的恶毒手段仍泛滥，该改该变；法律解决的提议挺新鲜，努力努力。

乌有之乡终于拿法律说事了，中国见到了希望，见到了光明，宁不欢欣鼓舞？！

乌有之乡拿法律说事，那就拿法律来说事吧。这样，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共识，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以及，在“还原成人”与“恢复成神”之间。因为除了那法律说事这个共识外，已经没有别的共识了。

不过既然要拿法律说事，这里还得善意给左派朋友们提个醒：依据现行法律，你们那个“公诉团”没有申报注册，属于非法团体，得赶紧去登记，免得还没起诉他人，自己先落个非法结社罪名，这是其一；

且你们所谓的“公诉团”使用的是“北京市人民”的头衔，这个大帽子至少要得到全体“北京市人民”的同意（像本人就不同意列名其中），否则，又有盗用他人名义的犯罪嫌疑，赶快改之改之，此其二；

宪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但那信仰是指合法宗教，“毛泽东思想”虽写入宪法序言，但并未获得的宗教地位，只是执政党的政治指导思想，所以要谈维护信仰，你们也得赶紧去国家宗教事物管理部门申请成立一个“毛泽东一神教”之类的组织，免得又犯了非法组织罪，或者犯了法学家贺卫方在北京大学讲座时提醒过的组织邪教罪。如果你们的申请得不得批准，那也先得动用宪法保障你们的游行示威权利，以及修改宪法的权利，先去争取你们的合法性。此其三；

你们加茅于轼等以汉奸罪名，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些罪名已经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取消了，如果实在要以这样的罪名起诉他们，建议你们到咱们邻居朝鲜去，否则，你们自己便是在侮辱、诽谤他人。且有私立法庭、私自解释中国法律与宪法的犯罪嫌疑；茅于轼等固然可以反坐你们的污蔑，执政党也会追究你们的分裂党、拒绝党的领导之罪行，问你一个是何居心？你们担当得起么？此其四。

还得告诉乌有之乡的朋友们的是，你们使用了“公诉”这样的词汇，有欠斟酌。在中国的政权体系与司法体系中，“公诉”权力属于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院，如果你们没有得到检察院的授权，擅自使用“公诉”权力，就是对公权力的侵夺，有“篡党夺权”之嫌疑，所以好意请你们赶快取消“公诉”，实在要表达你们的愤怒，可以使用“控诉书”、“冤情书”、“检举信”之类，因为宪法毕竟还是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表达权的，尽管对表达形式有所限制；从法律程序讲，你们非法的“公诉书”也不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实在要坚持你们的谬见，结果可能是被拒绝。不过不要紧，我相信以乌有之乡的巨大舆论制造势力，至少会得到接见与建议，至少还有信访部门一去。不过这里还得善意提醒，如果你们要去信访部门，千万只能一个一个人去，三人成群结队去的话，就又变成了非法上访，聚众滋事或扰乱公共秩序罪了。如果参加签名的都去的话，那又变成了非法游行罪了，小心小心！此其五。

当然，你们的公诉书里还有好多好多的法律漏洞，看你们签名中间似乎没有法律界人士，也能够原谅；拜读你们的公诉书，我们全中国讲授、学习法律的大学师生们极为悲伤，普法教育已经这么多年了，普法资金投入这么巨大，在咱们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北京，竟然还有一个叫做“乌有之乡”的法盲社区，这实在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莫大耻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抹黑，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脸。所以我们全国的法学院师生们准备为乌有之乡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并向司法部门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拨出专项普法款项，送法下“乡”，让“乌有”之乡充分享受社会主义法制的阳光普照，感受社会主义法制文明的优越性，变“乌有”为“富有”，在法律常识上与我们共同富裕。

我深深同情你们巨大的爱党冲动与深刻的恨官悲愤，需要找到渠道发泄奔流，而这些普法工作看来是缓不济急了，所以这里还给你们提供一个应急办法（真是一片婆心啊，毕竟咱们都是草根嘛）。为了把那些万恶的茅于轼们（包括辛子陵、李锐、还有写《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那个四川人张戎，写《墓碑》披露大饥荒真相的新华社高级编辑杨继绳、写《毛泽东私人生活》的前保健医生李志绥，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样的通俗读物作家叶永烈，以及那个口无遮拦的中学教师袁腾飞等等，当然还包括本人这个“反毛派”）绳之以法，你们赶紧去申请法律援助（免费的），或者聘请维权律师（也是免费的，像北京大学的滕彪博士等，他们一直在为底层提供法律援助），相信你们的请求不会被拒绝。

乌有之乡，行动起来吧！但愿结果不是“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