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计划政治莽原上燃起的市场政治星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3 次 更新时间:2011-06-06 2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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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 (进入专栏)  

  

  我国县(区)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30年来一次比一次安静,以至安静到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关注和关心它的程度,但这种安静在2011年5月被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叫刘萍的下岗女工打破了。

  刘萍女士是江西省新余市新余钢铁厂的前职工,2011年春天,她为了能够更好地参与和影响地方公共事务,维护她那个阶层的民众的合法权利,以独立身份展开了力争参选新余市渝水区人大代表的活动。由于当地党政机构及其官员刁难、阻扰和打压等复杂的原因,刘萍女士参选失利。值得关注的是,在“刘萍事件”之后,又有一些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士决心以自己参选地方人大代表的行动来切实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的进步,其中包括著名媒体人士李承鹏先生。据《羊城晚报》等媒体报道,李承鹏先生已经于5月25日通过微博表示要在其户籍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依法参选当地人大代表。另据《山西新闻网》报道,著名博客达人五岳散人(姚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副教授吴丹红、上海作家夏商、北京新启蒙研究所熊伟,以及杭州市民徐彦、梁永春等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将参选当地人大代表。另从一些微博和博客等信息来源得知,还有媒体人徐春柳宣布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天涯社区高管梁树新先生宣布参选广州番禺区人大代表,深圳市民罗志渊先生宣布参选龙岗区人大代表,深圳市高中学生刘若曦同学也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数月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公民决定独立参选人大代表。

  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虽然早就不是新鲜事,但由于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技术上有微博助威等原因,此次我国社会各界对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关注程度,似乎大大超过以往。

  在当今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愈来愈多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这种现象?它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些都是我国官民双方都应该关心的问题。从迄今为止社会各方面对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现象的反应看,民间通过发微博等形式表达支持态度的人非常多。从媒体方面看,同是官方报纸,5月29日的《编辑此文南方都市报 》认为“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是良好的民主训练”,但5月30日《环球时报》上题为《 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以下简称“环球文”)的文章,却对公民依法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一事表达了强烈的担忧甚至指斥。该文写道: “独立参选人中,最受互联网关注的,是那些一直在学习西方反对派的人。他们在试图把中国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对抗性文化”;“独立参选人无论个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实践总体看是要把中国‘选拔+选举’捅开一个缺口,把西方式选举引进中国。”在对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行为做了一通否定性评论后,“环球文” 作者又以官方代表的口气表示:“我们认为,某些独立参选人越是受到微博的关注,越应注意别刻意突出自己同现有体制的对立,仅仅用这种方式拉选票,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中国政治现实的弹性不会是无穷大的,试图突破它的临界点不是负责任的表现,这与中国改革的基本原则相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政治风险”。

  对于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这件事,我碰巧前几天接受了上海《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并于6月2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出现新动向是好事》的短文,认为“能够产生一些通过自由竞争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对于推进民主政治,探索选举制度改革,巩固党的领导,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拙文有幸与《编辑此文南方都市报 》对此事的看法所见略同,但却不幸与“环球文”的基调发生了对撞。如果“环球文”的说法能够成立,我就不仅要背上试图帮助“一直在学习西方反对派的人”“把西方式选举引进中国”的罪名,还要背上支持“与中国改革的基本原则相悖”、 “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政治风险”的活动的罪名。不过,我确信,我在上述小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倒是“环球文”的种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有害,还有逆改革潮流而动的嫌疑。

  我们今天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若想求得共识,必须对以下两方面的公理有足够体认:(1)经济生活及其原则对政治生活(包括法律生活,下同)及其原则有决定性影响,后者或迟或早要与前者相一致——按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这应该是在思想理论上对我国起“指引”作用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换句话说,这其实属于官方学说中的一个著名论点;(2)政治与经济要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要赶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1]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2]

  基于以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公理,我们从越来越多公民意欲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现象中,可以获得若干有益的认识:

  

  (一)计划政治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

  

  经济学与政治学,在原理上有很多相似和对称处。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包括法学理论在内的政治学虽然一般不谈论政治资源的稀缺性,但政治资源稀缺与经济资源稀缺几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相对应的侧面。所以,政治资源稀缺应该作为政治分析的前提,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其次,看待个体的政治行为,同样应以“理性人”为基本假定和前提,以权利最大化为其行为的价值目标指向。此外,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也存在有效配置资源与非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政治领域必须有效利用有限的政治资源,形成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政治体制与经济、经济体制的关系,计划政治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或政治资源配置模式。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令型经济,典型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国家或政府直接间接拥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并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或规划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不受市场影响。计划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计划政治的特点。

  所谓计划政治,就是在执政党和国家等公共机构掌控全部公共权力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以公共职位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资源进行指令性分配的一种政治体制或政治模式。对于计划政治之特征,有学者做过一些具体描述:“计划政治”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表现为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在人事安排上的计划有时甚至细化到了具体的个人;干部任命由少数人暗中操作,内定名单;在社会控制上,有时为了计划不惜违法违规;在法律实施上,什么样的案件法院不得受理,什么样的案件律师不得代理,某个被告人是否定罪,该判多长刑期,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而是由有关部门下达内部指令。[3]应该说,计划政治确有诸如上面那样一些特征,尽管这里的列举并不周全。

  显然,计划政治的内容和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内容和原则是分离乃至对立的。

  

  (二)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政治和政治市场

  

  市场政治的特征,集中表现在政治市场的内容和特征上。有市场政治必有“政治市场”。 “政治市场”是比照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商品市场的一种形象说法,大体上指的是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以选举为中心进行政治资源交换的场域。其中的政治资源,实际上是相关各方投入到这个场域里的一部分法权,表现为各种“权”,首先是权利或权力。 对政治市场的内容,从熊彼特到布坎南,国外学者有不少直接间接的论述。政治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作,以民主事实的存在和实行法治为前提。[4]

  反映市场政治特征的政治市场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似乎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概括:(1)任何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成年人都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进出,不论作为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2)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能像推销商品一样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3)任何选民和其他选举人都能像挑选商品一样审视各个候选人的主张和可信度,然后决定把选票投给谁;(4)选民和候选人的选票如同股权凭证,投出选票如同投资入股,故选民得考虑政治利益回报率,政治利益回报通常采用相关公共政策的形式;(5)为获得预期政治利益,选民之间可以组织起来联合支持共同候选人;(6)像股份公司一样,被选举人可以通过协商联合以更大声势推销自己的政治产品,像吸纳投资一样吸纳选票;(7)选民或选民联盟可以与被选举人就政治利益的交换进行协商,如一方保证给予支持,另一方保证一旦当选就端出支持者需要的“政策牛肉”;(8)行为者能否获得其所追求的政治资源或获得多少政治资源,只能在选举的竞争过程中确定,不可能事前做好安排;如此等等。在市场政治体制中,选举过程几乎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竞争,之所以竞争,是因为那里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利益正在进行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企业法人等市场主体需要通过政治市场来参与规则制定、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平等竞争机会、保障生存发展权利。然而,一切计划政治的选举场域看起来都像是政治市场,但实际上都不具备政治市场的功能,因为,在选民和候选人入场之前,政治利益就已经被提前分配完毕或基本分配完毕,他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举行一个类似于给分配结果盖章确认的仪式而已。选民的选票既起不到参与、影响公共事务的作用,也没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健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如此,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政治市场和市场政治。

  当然,我国需要的政治市场和市场政治与其他国家会有很大不同,按经济性质,我国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市场和市场政治。

  

  (三)公民独立参选只不过触犯了计划政治维护者的禁忌

  

  计划政治的维护者们似乎对公民独立参选行为特别不能容忍,甚至面对一个像刘萍那样的弱女子的守法参选行为也如临大敌、不惜违法打压,甚至搞起了非法拘禁,闹得鸡飞蛋打,后来连全国性官方报纸也放下身段,写文章对欲独立参选行为进行指斥、攻击。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公民独立参选一个小小县(区)级人大的代表的做法,是不是触犯了他们的什么重大禁忌?

  是的,公民独立参选行为触犯了计划政治体制的多项重要禁忌!为读者全面了解这个问题,现试将计划政治体制的主要禁忌做些列举:(1)无论何种选举,每个选区或选举单位的候选人的特征,如所处年龄段、政治面貌、性别、职业身份、民族等等,皆须自上而下事先定下“规格”,候选人对号入座,计划秩序不能被“扰乱”;(2)候选人必须以上面的政策主张为自己的政策主张,不能有自己个人的政策主张,只能在少许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可以有自己的看法;(3)为了维护既定计划,防止出现不确定因素,不容许候选人宣传自己和自己的参选主张;(4)候选人不得为自己争取选民或选举人支持;(5)选民或选举人不可以组织起来宣传支持任何候选人;(6)公民等政治行为主体能否获得政治利益、获得多少政治利益,只能看“组织上”是否给予或给予多少,不得主动“跑”、“要”,未经安排也不得参选任何政治职位;(7)选民与候选人之间,不能有政治利益的交换和关联,要使得选民或选举人参不参加投票,把选票投给谁,都不会对自己的政治利益造成增减;(8)政治利益的实质性分配完成于相关的投票行为结束之前,投票等政治行为只能按既定剧本表演,不能具有分配政治资源的实质意义;如此等等。任何人违反这些禁忌,计划政治体制的维护者都会抛开宪法、法律等正式规则,按“计划政治精神”对参选人“不客气”!

  所以,毫不奇怪,对待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环球文”作者同江西省新余市有些地方官一样,他们头脑中是丝毫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有的只是牢固的计划政治的“体制”意识。君不见,“环球文”在一个宪法规定要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谈论选举问题,通篇评论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宪法或法律?需要注意的是,从理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关系的需要看,他们的做法虽然没有直接“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政治风险”,但却很可能是在为中国社会积累冲突能量,因而实质上可能无异于在中国社会内部慢慢酿造社会冲突的灾难。

  许多过往的事实表明,政治资源越重要,分配时越是要严格遵守上述计划政治体制的禁忌。原太原市长张兵生先生疑因换届选举时短信拉票被免去市长职务,或许可以作为支持这个论点的最新例证。相对而言,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中,以上种种禁忌贯彻起来还不算太严。当然,两者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两者的差别之一在于,刘萍女士的“职务”是下岗工人,没法免掉。

  

  (四)不顾一切扑灭市场政治火星乃计划政治体制之本能反应

  

  政治生活及其原则要与经济生活及其原则相适应,以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要协调发展——这在我国不过是应用人们从中学到大学里老师不断宣讲的一些原理看问题的必然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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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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