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新版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7 次 更新时间:2004-09-09 0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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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丹尼尔·贝尔撰  丁学良译           

  

  我第一次见到贝尔教授是在1984年12月中旬。其时我应邀从匹兹堡大学到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和"新英格兰地区中国研究会"作学术报告,介绍当代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重新认识。经由马若德教授的安排,我到贝尔教授的办公室去谈谈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含义问题。我告诉他,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对他的工业化后社会的理论很感兴趣,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我的书的旧版,后来出了新版。新版序很重要,概括了我的主要方法论和论点,我送你一本。"这之前不久,我在国内已读到高括、王宏周、魏章玲三位对该书的资料性翻译。译本依据的是旧版,于是我征询了贝尔的意见,他欣然允肯我为中国刊物翻译新版序。这在我国算不了一回事,但在著作版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算是很大的面子了。

  

  高、王、魏译本很出色,只是Post-IodllstrialSociety一词他们译作"后工业社会",这恐易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误解,以为指的是工业化社会的后期。对贝尔的这个概念如何译,涉及如何理解他所探讨的这种社会的性质。这种社会只是初露端倪,尚未成熟到能够给它明确命名(即定义)的程度。因此贝尔称之为post-industrialsociety,"是为着强调这些变 化的间隙性(interstitial一在裂缝之间)、过渡性"(见下面的序的全文),意即他讨论的那些趋势已经超过了工业化社会的界线,但还没有完全地成形为边界清晰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在布来克的《比较现代化文献概览》里,贝尔的这本书列类为"高级现代化")。筒言之,post意即"以后"。

  

  贝尔此书的新版序在许多地方观点和措辞很尖锐。我曾告诉他,中国报刊上必然会有对他观点的批判性反应,他开朗地一笑:"批评比沉默好。"我希望趁在国外的机会多向国内提供一些信息资料,使中国思想界在与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持续不断的接触和真正学术性的批判中,使自己丰富、坚实、博大起来。下面是该书新版序。

  

  "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术语已经迅速地进入社会学文献,是好是坏尚待观察。在一个意义上,这个术语被大家接受是合逻辑和易于理解的。许多社会制度相异的国家可以被统称为"工业化社会",一旦这一点清楚了,那么,某些社会由于以采掘业为主而不是以加工业为主而被定义为"工业化前社会"就是必然的了。同理,另一些社会由于以其技术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可以定义它们为"工业化后社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既然谈论"未来的花样"颇具有时髦的意味--谈论这个话题时,平铺直叙的格调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的变化如此迅疾--那么,关于一种新的社会的轮廓的假设就肯定会刺激起大家的兴趣。如果我一直受惠于这种“时尚”的话,我感到遗憾。

  

  就像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工业化后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的时间确定的预言,而是一个理论的构造,是一个以现实中正在显现的一系列特征为基础的"仿佛"(as if)。针对这些特征,可以对社会学的现实做出数十年时间跨度的测量。因此,对比这些特征和社会学的现实,可以试图去确定那些影响着社会变化的作用因素。我在本书中同样也拒绝对这些正在显现的特征贴上诸如"服务社会"或"信息社"或"知识社会"的标签,尽管所有这些成分都正在出现。因为这些术语只表现了部分性的东西,或不过是试图去抓住时尚风行的线,搓拈它以为赶时髦。①

  

  我使用"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术语有两个缘故。首先是为着强调这些变化的间隙性、过渡性。第二是为着设置一个轴线原则--这乃是一种智能技术。不过这样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一切其他社会变化的原始决定因。没有一种概念图式可以穷尽一切社会现实。每种概念图式都是一个棱镜,作者通过它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特征,以便突出历史的变化,或更具体地说,为着回答特定的一些问题。

  

  如果把"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概念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了。有些批评家争辩工业化后社会会不会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这不过是在两种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设置错误的对立面。这两种图式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轴线构建起来的。"工业化后"图式针对的是社会的技术方面,而"资本主义"针对的是社会的经济方面。

  

  产生这种混淆首先是由于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社会的基础结构)决定、包容着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既然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运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既然马克思感到工业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高级阶段的特征要席卷全世界,那么,最终地就会出现生产方式的全球一致性和生活条件的一致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到头来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直接的、最后的对抗。

  

  我认为,可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社会并不是统一的实体。政治的性质--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并不依赖于经济的"基础"而是依赖于历史传统、价值体系和权力的施行方式--是集权的或是分权于全社会的。民主制(在某些国家)不能被轻易地抛弃,即使在它已经开始成为资本家经济力量的障碍的时候。①同样,当代的西方文化也不是18世纪或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现代主义,它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被"文化大众"所吸收并转化为一种物质享乐主义。而荒谬的是,物质享乐主义是被资本主义本身所刺激起来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方式是在单线的历史规程之下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这些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则是技术工艺性的。然而,同样的生产力(技术)却存在于范围广阔的不同制度的社会关系里。人们不能够说苏联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

  如果不是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假设一条单一的线,而是解开它们,我们就能够得到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比如有人问:是不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有一种"趋同"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沿着哪一条轴线。这一点可从下图清楚地看出。

  

  如果沿着技术这根水平轴分类,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化社会,而印尼和中国都不是。然而若是沿着财产关系这根垂直轴分类,则美苏之间就不是"趋同"而是趋异,因为美国和印尼是资本主义的,而苏、中是"社会主义"或国家集体主义的(不过这种财产关系的一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有那么激烈的抗衡和紧张关系)。

  

  所以,若是解开这些概念,我们就能够具体地设置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工业化前社会、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后社会,或者--运用韦伯关于政治统治形式的框架-家长制的、世袭制的和法律-理性科层制的。这里的惟一条件就是,谁都不要声称某一特定的因式是具有穷尽力的,是统帅所有其他一切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确实可能存在着下述情况:某一特定的轴线原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绝大部分其他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决定性的。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在19世纪,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方式(即私有财产、商品生产等)变成了主导的气质,因而格调和文化在实质上很大程度地被这种气质所铸形。不过这是有别于声称生产方式总是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

  

  生产方式并不一元化整个社会。民族区别并未消失。并不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单线后果,不存在“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概念(不论它是资本主义也罢,全权主义也罢)去理解社会的特征,导致人们误解现代社会的复杂诸特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些部分的相互重迭甚至相互矛盾),或者引导人去假设存在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此规律中,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所取代乃是铁的必然性。既然任何社会都是不同种类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系统(这些系统的某些性质是共同的;某些是历史的和独有的)的结合,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角度取决于研究者带着什么问题。我的焦点是技术的影响--不是作为一种自主的原因而是作为一种分析的要素--目的是考察哪些社会变化伴随着新技术而来,该社会及其政治系统必须去解决哪些问题。

  

  "工业化后"概念是对应于"工业化前"和"工业化"的。工业化前部分③是以天然生产业为主,其经济是基于农业、矿业、渔业、林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如自然煤气和石油)。工业化部分是以加工业为主,利用能源和机械技术大量制造物品。工业化后部分是以程序处理为主,在这里电信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换起着全局性的战赂作用。

  

  这些年来,世界已戏剧性地醒悟到能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增长的有限因素所具有的战赂性作用,因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有限性是否减缓工业化后部分的诞生阵痛?

  

  对此有经验和理论的回答。作为一个实际事实,在计时、传播速率和应用的推广方面(它们是资本密集的),工业化后成分的引入并不依赖于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工业化部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部分的经济剩余,而一旦工业化启动了,农业部分的生产率就通过使用化肥和其他石化产品而增长。同样,新的信息和程序处理手段的引入可能会因为工业部分的费用上涨或缓慢的生产率而受到延阻,但是一旦引入了,它们就可能正是增进这种生产率的途径。

  

  理论上可以说,工业化后社会在原则上不同于工业化前的和工业化的。作为理论原则,工业主义的观念并不源于农业生产方式。同样,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战略作用,或信息在再创造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源于能源在创造制造业或加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简言之,在分析的水平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原则。

  

  广言之,如果工业化社会是基于机械技术,工业化后社会就是成形于智能技术,如果资本和劳动是工业化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信息和知识就是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④正因为此,工业化后部分的社会组织是显著地不同于工业化部分的,对比二者的经济特征可以看出这一点。

  

  工业品是以离散的、可以验同的单位来生产的,可以交换和卖掉、消费掉、用完,如一条面包或一辆车。人们从卖主那里买产品,以物理的形式占有它。交换被特定的契约法规所管制。但是信息和知识是不可以被消费掉或"用光"的。知识是一种社会的产品,它的费用、价格或价值是大大不同于工业品的。

  

  在生产工业品时,可以设置一种"生产功能"(即资本与所需要的雇工间的相对比例),在每种因素的相对费用基础上决定合适的配合,如果资本是物化的劳动,人们可以谈论劳动价值论。

  

  但是工业化后社会的特征不是体现于劳动价值论而是知识价值论。⑤创新来自对知识的整理。而知识即使已经出卖了,仍旧伴随着生产者。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就是一种"集体的物品",在性质上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因此,对于单个的人或企业来说,就没有很大的积极性去支付知识生产的费用,除非能由此获得一种所有权的优势如专利权或版权。可是情况越来越变成这样:专利权不再能够担保排他性,许多公司花钱搞研究成果却输掉了,就因为竞争者能够迅速地改进这种产品,使得专利名存实亡。同样,当个人或图书馆能够从技术刊物或书籍中复印任何所需要的部分,个人或学校能够通过无线电录制音乐,可以把电视节目翻拍到录像带上,版权问题对于警察部门来说,也就变得日益困难了。

  

  如果没有特别的收益,对单个的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知识生产就越来越少有刺激。那么,某些社会单位(不论是大学或政府)就愈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承担知识生产的费用。既然并不存在现成的市场检验(如何去估算"基础研究"的价值?),经济理论就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设计出社会的最佳知识投资政策(如:多少钱应该花在基础研究上?如何给教育分配资金、分给什么专业?在什么领域里投资可以获得对健康更有益的成果?等等)?如何给即将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定价?⑥

  

  在较窄的、技术的意义上,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问题将是一个合适的"基础结构"的生成,以便为着发展数字信息技术的电脑通讯(compunications)网络(这个术语是安东尼·奥廷格的)--它将把工业化后社会联接一体。社会的第一类基础结构是交通运输--道路、运河、铁路、空运--为着输送人和货物。第二类基础结构是动力设施--输油管、煤气、电力--为着传递动能。第三类基础结构是电信,基本上包括声音电话、广播和电视。但是,随着现在电脑与资料终端的激增(在美国,使用中的资料终端从1970年的18.5万部增加到1976年的80万部)和计算以及信息储存费用的锐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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