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与施吉瑞教授谈宋诗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2 次 更新时间:2011-05-30 15:56:10

胡晓明 (进入专栏)  

  

  施吉瑞(Jerry D. Schmidt),祖籍德国,1946年生于美国。后移民加拿大,曾任教于加拿大温莎大学( University of Windsor)亚洲研究系,教授古典诗学。现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精通德文、拉丁文、英文、梵文及汉语等多种语言。主要英语著作有:《杨万里》(波士顿:GK Hall出版社,1976年)、《石湖:范成大诗学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人境庐:黄遵宪的诗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古籍2010,孙洛丹译) 、《随园:袁枚的人生、文学批评与诗艺》(伦敦:柯曾出版社,2002)等。

  

  施吉瑞教授虽为金发碧眼高额广颐之北欧人,却讲得一口极为纯正流利的国语。有一次,他在我校做一讲座,一中文系青年教师正好经过教室,遂走进去听了一会儿,半天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竟然是洋人。而且,他精力过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要请我吃饭,我订在中午,他说他中午不大吃饭,只吃水果即可。他住的地方离我的远,于是开车来接我,一起到一家广东茶餐厅,从十一谈到一点。下面是他的一些谈话片断:

  

  中国大陆现在好多人都会写旧诗,我听说比写新诗的人还多,(我插话:网上每天有数千首旧体诗诞生,可是你从传统媒体上看不出来这个重大变化)复兴国学,情况很是令人吃惊。你想一想,西方可能复兴拉丁文么?西方还有人认识拉丁文么,还不要讲用拉丁文来写诗?中国的古典如此大程度的重新复活,这才是真的世界奇迹呢!这么容易恢复活力,这也令我们对中国文言文的生命力重新认识。拉丁文字就是真正死去的文字。

  

  西方现在没有人读古典文学了。书店里占据主要地位的都是大众读物、商业读物。我从来不去书店,只在网上买书(插话:旧书店尤其是旧货店极好,可以买到极便宜的古典文学书籍。我在温哥华的Shrifft store,可用一元钱买到过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然而同样一家店里,一双八成新的旧皮鞋,都要卖到九元钱呢!但我们感觉到购书多“好”多“好”的时候,不也残酷表明了古典文学变成废纸一样的东西)所以相比之下,中国这么多人还读古典,很不容易!西方现在是后现代的天下。我上次到荷兰、比利时,我发现比利时很漂亮的教堂,竟然都用来做时装表演了!

  

  我的这本新书很快就要交出版社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交到哪里。也许可以有基金会的资助吧。有多少西方的读者对清诗感兴趣,你知道他们知道唐诗就不错了。他们关于中国文学的出版物,要么是前面,要么是新文学的。我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我的书名是《郑珍:遵义沙滩派及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案,沙滩派指郑珍、莫友芝、以及后来的黎庶昌、黎汝谦等人,形成一个重要的谱系)这个书名比较能引人注意。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颠覆了当代西方汉学主流的看法,他们向来认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在于五四,或龚自珍、康有为。其实龚自珍没有那么重要,他没有学生传下来。我希望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反而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精神。

  

  郑珍他们的重要传统其实是“道器并用”。过去说洋务派只重器,忽略道,这个不对。他们哪里忽略了“道”?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是忽略了道,只重技术。但是郑珍他们不是。我这次准备到贵州去提交的论文,就是谈郑珍诗文中的“科技”倾向。里面可以看出他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以及批判精神。他那时代虽然没有什么西方科技进来,但是分明做好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准备,就好比说他们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是文学的作用,诗歌的作用,那么多人传他的诗,很奇怪,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头,是宋诗派在现代性源起的作用。

  

  我有一个感觉,可能鲁迅最早就是看宋诗派的东西的。不是什么六朝,也是什么浪漫派,他读过宋诗派的东西,受过影响。现在鲁迅的早期研究,不太行。分明把这个真相遮住了。

  

  道器并重,郑珍的做法是“汉宋兼采”,而到了黎庶昌,就是精神价值与物质文明兼采。我们读他的《西洋札记》,写得多好,对西方的科技文明,欢欣鼓舞,由衷赞美。你看他不仅要学西方的交通、能源等科技成就,而且多看政府的开会,政府的管理,并且明确提出要学英国政府的让人民来管,而不是管人民(民治);黎庶昌的《布莱顿记》,明确说西方人可以制造大炮,但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精神文明,比大炮还有威力,他通过英国友人阿什伯里,看到开国会的重要,这还不是重要的现代性么?

  

  

  大部分支持改革的都是宋诗派,莫龙芝的旅行日记,提到人看西方的科技书,甚至看微积分,到上海看江南制造局,叹为天下之奇观,还要把儿子留在上海念书。唐诗或六朝派是不支持改革的。宋代文化是不是这样?我想起范成大出使金朝的时候所写的诗,同样也是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包容力。而这种包容力,近代以来,愈来愈明显了。宋诗派大多数人都如此。我认为黄遵宪其实也属于宋诗派,这不是单单以诗论诗作来评判,而是有一种宏观的文学态度在背后作支撑。你看黄遵宪一到香港,就看出西方有很多值得学习得地方,这是中国古诗没有的东西。

  

  郑珍的诗,自成一家。他的情感深美,爱家庭、爱山妻,同时爱他的表妹,他对表妹有深情。看他临死前那首诗,写得多好。我想郑珍的悲剧感之一是他后来感觉到“汉”“宋”其实不可能融合。你觉得宗教与理性可以融合么?神不能拯救人。这里有很深的悲剧性。它们比宋诗更复杂、更黑暗——这里面有人的黑暗,也有大自然的黑暗,总之有一股比宋诗更阴森可怕的力量。郑珍一生学韩愈的险怪,但他不仅仅是韩愈的追随者而已。他把过去险怪的诗学,变成富有阴影的诗学,这是创造性的。

  

  学人之诗是很重要的概念。(插话:中国诗必然会走到这里。因为诗是文化的精粹)学人之诗,等于放开一条路,诗可以议论。严羽说诗有别材,太封闭了。把严羽破掉,才是真正的诗界革命。梁启超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梁其实很浅。开了这个路子,才是开了现代性的源头。诗可以议论,才有见识。譬如,郑珍就看出科技其实对有钱人有用。鸦片战争其实是为了钱。郑珍看出:钱和武器,是现代化的两大元素。郑珍用理性、怀疑精神来看两个东西,一是政治,一是科学。他看到很深的地方,没有学人之诗,就不会有他这样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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