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新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1-05-30 1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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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  

  

  ★ 新的新加坡多数民意──向国会输送更多的反对党议员。

  ★ 新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人正在体验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宽松的多元政治。

  ★ 新加坡政治家杨荣文:“有一股我们不能战胜的时代潮流。”

  ★ 社会在变,政治就必须变。

  

  2011年5月的新加坡国会选举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从上次国会选举(2006年)时的66.6%,下降到此次的60.14%,差点跌破60%的心理关口,并且首次输掉了一个集选区——拥有5个国会议席的阿裕尼集选区。

  阿裕尼集选区的“变天”,反映出新加坡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向国会输送更多反对党议员,已成为阿裕尼集选区乃至新加坡全国的多数民意,因此,即便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派出深具民望的外交部长杨荣文(他兼有思想家和外交家的良好口碑,为人正直,20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为阿裕尼基层选民服务)和其他优质人选出战也无济于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普遍认为新加坡政治从此将更具竞争性,新加坡政治生态将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

  

  【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演进历程】

  

  如果将新加坡与成熟稳健的民主国家做横向比较,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仍是偏向威权主义的,有许多令人诟病的地方。但若重返历史现场去观察,自1959年在英联邦中正式获得自治地位和1965年正式建国以来,新加坡外有强邻环伺,内有严重的阶级冲突和族群暴力风险,国力弱小,资源匮乏,李光耀的威权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或许算是最不坏的选择。当然,他的威权统治方式有一些是直接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延续下来的(如规定可进行“预防性拘捕”的“内部安全法令”)。

  如果把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做一个历史的纵向比较,我们会发现,新加坡一直在走着一条向现代多元政治演进的道路,只不过走得很慢而已,以至于看不出这是一条持续地微微向上的曲线。当有人把“新加坡经验”简化为“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同时注意在物质利益方面施惠于民”,甚至把“新加坡经验”作为政治上可以加强控制的理由时,我们应当看到,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水平一直在悄悄发展、提高当中,不少方面已走在我们前面,可以称之为“新的新加坡经验”。

  当然,新加坡的政治演进历程是从一个很低的“第三世界水平”的起点开始的,在李光耀统治下,这条路不仅走得很慢,也出现了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如打压媒体和民众的言论空间、打压反对派人士、对民众生活管得太细太死,整个国家成了一个被精密控制起来的“新加坡公司”。

  但即便如此,外界对新加坡仍有“半民主”、“有限民主”的评估意见,这是因为新加坡一直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要当总理、部长,都需经过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当选议员之后方能出任,而反对党也一直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尽管当局通过种种计谋把选举弄得毫无悬念,以至有的新加坡人几十年来没有参加投票(在新加坡不投票会被罚款),但每次大选都有一到三成的选民投票给反对党以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新加坡的政治演进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时期。1948年,英国被迫在新加坡设立立法会,其中包括了一定比例的民选席位,由此新加坡人民开始了一人一票的自由投票实践。当时的李光耀就是一个反专制争民主的选战高手,作为立法会中的反对党领袖,他高调批评当局解散人民团体、拘押反对派人士、胁迫报章电台为当局唱赞歌等等以求得社会表面的平静。1959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赢得议会选举,他本人成为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在60至70年代,李光耀当局一方面实行铁腕统治,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把薄弱飘摇的国势基本上稳定下来。

  上世纪80至90年代,新加坡当局逐渐开始调整、松动其政治体制。

  1984年,新加坡国会设立若干非选区议员席位,让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中得票率居前的若干人进入国会,他们可在国会中针对任何课题发言,但在许多关键议题上无投票权。1990年,国会设立官委议员席位,以让更多无党派专业精英参与国会决策。尽管这两个机制都被视为执政党对人民的政治公关行动,但它们都实质性地维护和促进了国会中声音的多元化。

  1990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成为总理,政府施政风格趋向温和,逐渐尝试为公民开放一些参政议政空间。1991年,新加坡推出民选总统制,由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共和国总统拥有对内阁一定程度的监督权。

  2010年4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与国会选举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对反对党的限制,重点内容有:一、非选区议员人数上限从6人增至9人,如果当选为议员的反对党人少于9名,国会将邀请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里得票最高者担任非选区议员,直到把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人数补足到9人。二、缩小集选区规模,增设小规模集选区。这将有利于增加反对党获胜的机率。三、政党、政党候选人及其竞选代理除可通过电邮、短信、网络论坛等发布竞选广告,还可使用影音播客、照片/录像共享网站、彩信、Facebook、Twitter、手机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发布竞选广告。四、候选人的竞选开销上限从每名选民新币3元增至3.5元。

  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执政党每隔数年就要经历一次大选,它无法强迫选民投它的票,只能靠政绩和良好服务态度来讨好选民以换取执政地位。一个执政党议员常常在一年中要接待数千乃至数万选民,而反对党同样也要靠与选民的紧密联系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目前新加坡比较活跃的反对党有新加坡正义党、国民团结党、新加坡马来国民机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革新党、新加坡民主联盟、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人民党、社会主义阵线、工人党等等。

  

  【“新的新加坡经验”】

  

  2011年的国会选举,使许多“新的新加坡经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它在多元政治与公民社会方面的经验。

  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政治人物习惯和认同多元竞争体制。无论是胜选者还是败选者,都显示了君子之风。当外交部长杨荣文获知自己败选后,坦然说“这就是政治”。他还指出“有一股我们不能战胜的时代潮流”,这股浪潮“正从根本上影响新加坡和全世界。科技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你口袋里有一台苹果iPhone手机,有了随时随地计算及沟通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部长与公民的关系,甚至僧侣与信徒的关系都在改变”。过去,执政党习惯于在等级制度里运作,现在,已如杨荣文所说,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社会在变,政治也必须变。

  在新加坡,一次比一次激烈和有吸引力的选举,就是一堂堂公民课程。新加坡选民们通过认真思考,自由地投票给自己认同的候选人。2011年大选,有约206万选民投票,投票率超过93%;选务部门还在新加坡之外的全球9个城市(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设立海外投票点,也有不少海外选民专程回国投票。

  此次大选显示了新加坡反对党的日益成熟、稳健。

  有人这样称赞打赢阿裕尼选战的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他会亲力亲为帮居民解决问题,如自己设立助学金资助选区的穷学生;他也并不总是在国会里与执政党唱反调,他有时也向居民解释,政府某些政策是好的,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反对党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人才的增长。过去新加坡的优秀年轻人在他们稍露潜质时就会被政府拉拢、培养、征召,反对党在人才方面根本无法与执政党竞争,但现在反对党里的各类人才越来越多,不少人拥有博士学位并在职场上享有声望,还有一些人才是从执政党阵营中跳槽出来的,如国务资政吴作栋的前任首席私人秘书,如人民行动党的某地区青年团前主席等。吴作栋感慨说,即便执政党输掉一些议席,新加坡人也不会输,因为“对方也是有能力的人”。

  此次大选也展现了选民们的新面貌。

  在当前新加坡选民中,1965年建国后出生的约占一半,2011年大选有近1/5的选民是第一次投票。对年轻选民而言,人民行动党在独立运动时期和建国以来的丰功伟绩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不仅在意民生问题如物价上涨、买不起房、贫富差距等等,也在意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民调显示2/3的年轻选民希望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比例超过20%。李光耀在竞选期间曾警告选民不要投票给反对党,否则会后悔5年(即直到下一次大选)。此话引起许多选民的反感,一位选民说,如果他投票给执政党,他将会后悔一辈子!李光耀已经快成为执政党的票房毒药和选战负资产,近日他宣布不再担任内阁资政(他担任这一职务已近21年,该职务相当于内阁的“总教练”),算是有自知之明。

  值得一提的变化还有:支持反对党、参与反对党活动的选民或候选人不再有恐惧感。

  过去反对党人出来参选,往往要做好坐牢、破产、失业、名誉扫地、流亡海外的准备。但这次大选基本上没有发生上述情况。另外在本次大选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谨慎地避免炒作新移民(占新加坡常住人口的近1/4)议题和与邻国关系议题作为赢取选票的手段,避免民粹式的选举动员。

  “新的新加坡经验”还包括:新加坡反对党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也介入了对地方事务的实质性管理。此次反对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与后港单选区获胜,也相应地获得了管理这两个选区市镇理事会的权力,相当于反对党可以在地方“执政”,因为市镇理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性质。

  “新加坡经验”在变。在政治生态进化方面,新加坡已走在前面。有心学习“新加坡经验”者,当然就应该奋起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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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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