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

——误解的三个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41 次 更新时间:2004-09-09 0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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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从而使他们很难把握那些概念的实质,这一点在上文讨论韦伯的ideal type时已涉及。为了更详细地剖析华人学生在这方面的认知困难,我们有必要在此简略回顾一下西方社会学近代以来在概念建构上历经的几个主要阶段。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学诞生于对西方工业化所引发的诸种社会问题的反思。经典社会学理论对工业化过程及后果的考察所遵循的方法最早是历史哲学(historico-philosophy)式的,其代表人物除上文提及的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Auguste Comte和Herbert Spencer。他们坚信全人类注定要沿着单一轨线发展,这条轨线由诸个前后相续、性质严格区别的阶段构成,所有的民族都必然依次经过这些阶段,就象夹在火车轨道上列车一样没有选择,被动而行。现代社会代表着这条轨线上的最后一站,只是在不同的理论体系里,这个“现代社会”的名称不同而已。

  

  历史哲学的方法给人类发展施加了太多命定论的规定,其实是把局部历史普遍化,亦即把至多只适合于西欧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特徵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丰富多样的其他诸文明的演化过程。一旦某民族的过去或当下的演化情形不符合这个严格的图式,整个的理论就可能受到诘难,陷于危机。这种方法的易被证伪性太强(highly falsifiable)。[xviii]他们认识到作为整体社会现实具有无限的方面和属性,要想以任何一种理论来把握这无限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理论都具有不完全性,都是从特定的解释目标出发对无限现实整体的特定方面或属性所作的选择,理论是对现实的一种概念上的重讲,所以,理论与现实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xix]为了理解从现代前社会(Pre-modern:尤指现代化发动前夕的社会形态,而非自古而降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需要制定二分法概念,此概念的每一端选择最能代表一类社会(传统的或现代的)的那些典型特征,以进行对比分析。在逻辑上,这两端是互斥的(两类典型);在现实中,二者则是交错的(现代社会里仍存有某些传统因素),典型学方法(typology)的著名例子有特尼斯的(Toennies)Gemeinschaft-Gesellschaft,杜凯姆的(Durkheim) mechanical-organic solidarity,韦伯的rational-irrational action等等。

  

  相比于历史哲学方法,在典型学方法中,探讨的重点不再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全部人类文明进程,而是现代前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一特定过程。历史的演变不再带有严格规定的步步程序,而是在逻辑上才可以被典型化的诸因素混合体之嬗变(差别在某些因素的消长)。从现代前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再具有命定性,而是或然性的(probability)。

  

  更晚近的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在构筑概念和理论时,追随经济学的模式,而现代经济学则又是深受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不是探讨某一具体的物,而是物体的抽象属性。就像经典物理学的参照系由量、质、速度、时间、空间等组成,经济学的参照系由供给、需求、价格等组成,新近的社会学也力求制定本学科的基本分析参数,如solidarity,conflict等等,在这一努力趋向中,帕森斯(Talbot Parsons)其实是先行者之一(尾随着Vilffredo Pareto)。这里就以他的有名的关于Systems of Interaction的AGIL分析构架为例。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的系统分析模型和社会理论中的其他系统论一样,都旨在以“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原理,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关系观,来解决复杂社会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难题,在帕森斯的系统分层中,最普遍的系统称为行动总系统,最小系统是两人间的交相行动;最受重视的是社会系统。任何一个活系统要持续存在必须解决四类系统需求或四个方面的functional needs:A(adaptation),即任一系统为达到目标而从环境获取资源的问题。在行动总系统一级上,人的行为的生理方面体现着A;在社会系统一级上,经济方面体现着A。G(goal-attainment),即系统形成和坚持长期目标的问题。在行动总系统一级上,个性子系统体现着G;在社会系统一级上,政治活动体现了G。I(integration),即系统内各部分间的关联和协调问题。在行动总系统上,社会子系统体现着I;在社会系统一级上,社区共同体体现着 I。L(latency)意思是潜在因素,即:面临着持续的内部变化和外部的新输入,系统保持自己特有形构的深层力量。在行动总体系一级上,文化系统体现了L;在社会系统一级上,制度化了的价值规范(意识形态和法律)体现了L。AGIL之间存在着同时性的、多向的相互交换即相互依存关系。[xx] 笔者发现,就以上三种主要的概念化、理论化的逻辑和技巧而言,华人学生对the historico-philosophical approach最易理解,因为其中含有最多的具体经验内容,可与他们己知的历史事实相对照。学生们对 typology的理解稍许次一些,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context下的typical的涵义很困惑,不是把它当作standard,normal or average去理解,而是当作above the normal,deserving to be imitated去理解,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里,被官方确定为“典型”(the typical)的人或事,都是全国公众应该学习的model。

  

  相比之下,最令学生难以理解的是抽象的分析概念(highly analytical conceptions and terms)。譬如刚才提及的AGIL,尚不属最抽象的,但我在课堂上和研讨会上要反复解释:systems of interaction即互动系统和AGIL是帕森斯对社会实体一定方面的分析性的抽象,而非指实体本身。具体的社会实体都融合多种functional needs(以一种或数种机能为主),只是在分析的意义上,才可以说某一系统体验着A或L。比如,贸易公司不但要经营(A),也要设立公司长远目标(G),也要搞好内部团结(I),也要进行职业道德教育(L)。所以,一种机能贯通着多种实体,而一个实体涵括着多种功能。区别抽象系统和经验实体是弄清帕森斯系统分析的一个关键,否则将难以理解为甚么本是合在一起的被分开了,而本是分开的却联系在一起。

  

  对于这样的解释,通常理科的学生较易接受,文科的学生稍嫌迟钝一些。原因很易理解:理科是完全脱离具体文化背景的逻辑分析体系,理科学生在他们本专业的学习中,已经比较熟悉抽象分析技巧。而从很早就深受“文、理”分科教育制度之累、对科学常识缺乏必要了解的文科班学生,则对基于演释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法感到困惑。

  

  五 结论

  

  以上的例证只是笔者所观察到的一小部分,在实际教学中,华人学生对某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发生困难,语言的、历史和存在经验的和方法论的原因不是单一出现,更常见的是多方面原因纠结一起。一般而言,首先是由于历史和存在经验的不同,才使西文里的很多概念,在中文里没有完全的对应物,由此导致翻译的困难和误读误导的后果。最伤脑筋的,是面对一组内涵密切相关、但又具有微妙而重要的区别的、在西文的拼法上可以分彼此的概念或术语,对其中任何一个的翻译,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变成一项系统工程,最易顾此而失彼。譬如人们通常把legitimacy译成“合法性”,那么,对legality又应如何处理呢?许多人也译它为“合法性”。可是在政治社会学里,legitimacy的内涵比legality更深广。[xxi]还比如,state,country,nation这一组相关词的确切中文译名,目前我们习用的“国家”译名显然不贴切。我觉得state可以被更准确地译作“政治国”,但country呢?nation呢?进而言之,nation-state呢?national state呢?类似的困扰人的基本概念实在不胜枚举。[xxii]笔者多次提倡,中文的学术刊物应组织相关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之基本概念如何翻译、释读,一一进行梳理。尤其是那些约定俗成而又不准确的译法和解释,更应受到重点检讨。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华人社会里通行的规范译名和概念(术语)体系。这对中文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长远发展,功莫大矣!

  

  笔者在这些年的研习和教学生涯中反复感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并不象它的有些最激进和天真的奉行者practitioners所愿意让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物理学或化学性质的“文化无关涉的纯科学”(culturally neutral science)。西方社会科学无论从起源看还是从迄今的问题形成体系(problematic)看,均是植根于和反思于西方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即使是它的那些最抽象的分析概念构架(analytical conceptualization),也无法把其中历史的、经验的内容全然“蒸馏”去尽。目前在比较原计划经济体制诸国(中国、俄罗斯、东欧、越南等)之市场化改革成败得失时,研究者大多深感,把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搬到这些地方,碰壁的时候多。抽象必须融于具体,方能奏效。

  

  在华人社会里教授西方社会科学,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不能不面对外来的理论和本土的现实之间的张力和冲突(tensions)。这种(tensions)虽然给教学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积极可能性。倘若华人师生立足于本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乃至分析架构进行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修正和转换,那么,西方社会科学就会逐渐地非西化(de-westernized),变得更普遍化(universalistic or generaliable)。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华人社会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这方面拥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诸如吸引了很多在西方受过系统训练的博士,学生里外语水平较好并有机会亲身经验西方生活方式者多于中国大陆,资讯丰富且传播少受阻碍,特别地,这些华人社会处于汉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接的前沿。倘若这些地方的大学坚持用双语教学和作研究,教学者着意于发展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师生们着重华人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那么,也许若干年后,会有一些扎实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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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初稿的部分内容曾于澳门大学1997年5月1-2日的相关国际会议上提出讨论。作者对阮大元教授和查道炯博士之邀请参与该会议深表谢意。作者也感谢《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编辑及评论员提出的部分修改建议。

  

  [i]丁学良:《共产主义后与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XI—XII页;《丁学良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1—222页。

  

  [ii]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

  

  [iii] Vernon Bogdanor(ed),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p.34.

  

  [iv]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5,v01.3,P.264.

  

  [v] Max Weber, "The Essentials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n Ideal-Type Construction", in Reader in Bureaucrac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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