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70 次 更新时间:2011-05-27 13: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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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  

  

  前一阵读了茅于轼老先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感想颇多。相对于很多接受传统教育所建构的认知系统的人群而言,这种偶像由神到人的跌落感,其冲击力恐怕是巨大的。毕竟,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方式,还是有章可循的。基本上,中国政府的教育部门,几乎控制了所有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各种学校教育内容的范围和价值导向。教育部不仅控制着各种教材的具体内容,而且通过一个庞大的官本位导向下的官僚体系和制度安排,来对人事事务、教师资格和思想领域进行着卓有成效地控制。正是通过这种正式的体系安排,毛泽东的形象给戴上了光环。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不断发展,很多事情无疑在发生变化,上述局面也有些微改观。比如,不少教材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有些文章进行了更换,也有些文章的内容受到了修改。但笔者以为,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整个体系的制度安排,却尚未有实质性改变。笔者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语文老师煞费苦心地讲解鲁迅的一篇作品,尤其突出文中作者“对着山那边的微笑”这一细节,以此烘托出当时的鲁迅对激进政治势力的赞赏和支持。但当时笔者年幼无知,不解风情,始终不能理解其中的玄妙。待到日后皓首穷经,终于拜读了鲁迅文集之后,才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此不禁感到鲁迅其实是死得其时,否则日后恐怕难免被强迫认可自己文中充斥着潜移默化的“微笑”。果真如此,一代文豪的风骨也就不免骚然顿失了。

  作为中国民间思想和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表述本身具有其独立性,其思想并非可以用阶级、阶层利益冲突的简单定位方式,随便贴个标签就能解释清楚。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下,这样的歪曲现象却是普遍的。然而,对鲁迅的曲解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由此不禁让人感叹,在超限的权力淫威之下,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居然可以如此之严重。尽管以赛亚•柏林早就有名言曰:扭曲的人性之材,凿不出直的东西。但柏林一定很难想象得到,如此这般的扭曲教育,不但不会造出直的东西,反倒会把“笔直”人材活生生给扭成弯的。

  类似于茅于轼先生的“去光环化”尝试,笔者根据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试图梳理一番,重新审视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应该说,这篇文章非常经典,被中国教育部钦定收入中学课本之中,让十数亿民众奉为楷模。在求学之初,当老师讲解此文时,资质驽钝的笔者同样不知所云,根本不能理解此文的深刻内涵。但时过境迁,当笔者转过头来,重新回首这些往事时,心头却不禁感到惊诧。因为经过再三犹豫和推敲,笔者仍然不免要发现这个具有颠覆性的事实:原来,曾被中国民众奉若神明的这位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而教育部钦定写进教科书的模范文章,居然是篇皇帝新装一般经不起推敲的问题作品。

  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号称要反对“自由主义”,那我们先要明确自由主义这个主题。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伟大领袖毛泽东所反对的这个自由主义,同作为世界范围内一般意义中“常识”的自由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对此,我们最好有个界定,以免概念上的混乱。

  笔者研究政治学已有多年,“自由主义”这个话题自然是很庞大的,西方有很多学者进行过众多复杂论述。在此笔者不在概念上进行过于繁琐的描述,只借用一个经典、简单又很形象的表述。所谓自由主义,其实是这样一种想法和信念:它有两条核心观点:“我们必须捍卫他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能够和我们的敌人和平地共存”。

  上面的这个表述是很简单和直观的。但它已经凸现出了作为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的美妙和迷人之处。当然,同时也凸现出了它的幼稚和不切实际之处。

  “捍卫他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只是在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中才逐渐演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在霍布斯丛林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中,从来都是由强者来掌控话语权并塑造世界,那所谓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从来都是蜷缩于权力淫威之下的空话、套话。也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崛起之后,自由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才真正开始成长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实。由此可见,自由主义这个“权利”信念来之不易。

  至于“我们能够和我们的敌人和平地共存”,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当然,从险恶的世界格局来看,这个信念最后到底能不能维持下去,它是不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幻想,恐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在国家框架之内,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作出了一定的表率。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它倾向于认定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而没有所谓的敌人。任何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不会涉及到敌我划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涉及国家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只要没有损害他人的行为,任何言论只存在对错之分,但无论对错,它都不会被看作一种威胁,不会被看作是“敌对的”。

  由此可见,在自由主义的这一信念中,它所设想的世界图景,是多么浪漫,多么具有包容力。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看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是怎么评说自由主义的,这篇文章的种种牵强附会到底何在。

  毛泽东开篇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就是思想斗争。毛泽东认为,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是,“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而自由主义则相反,它“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思想斗争”呢?就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假象,毛泽东大概会认为它是“对敌人如冬天般冷酷,对朋友如春天般温暖”一类的姿态。笔者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确无法同“积极的思想斗争”相融和,因为一旦涉及到权利问题,自由主义的斗争要求就变成了普遍的人权问题,“对敌人或朋友都如春天般温暖”,或者套用已遇刺身亡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名言:“即使是敌人的鲜血,也会让我悲痛万分”。

  在这里面的分歧在哪里呢,自由主义并不要是取消思想斗争,而是要保证这种斗争的公平和头争中各派的权利平等。它是一种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底线”之上的和平,它并不是毛泽东所谓的“无原则的和平”。自由主义的和平与极权主义的和平,其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的和平强调和平共处、双方权利的对等,而极权主义的和平强调头争的你死我活、钦定的正确一方(我方)必须要压倒被预设的错误一方(你方)。

  然而,极权主义对于正确必胜的要求,真理必压倒错误的要求,反倒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实际上潜在设定了“自由先于真理”,“民主先于哲学”,“人权高于主权”,“伦理高于国家”。而极权主义则设定了真理是先于自由探索的,它可能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已预先掌握在某些人手中,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真理或神性的抽象或世俗的代言人,利用一套现实中的极权制度来帮助伟大领袖实现这种真理的按需显现而已。斗争归斗争,但斗争只是走过场,结局早已由神一般的化身预先设定。

  但是,最后导致腐朽和败坏的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者,反倒是极权主义者。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预设下,很容易形成多方相互制衡的局面。多方反复博弈,信息经过再三传播、反馈和升级,最后形成折中的终端意见均衡,并不容易走向极端,而且可以持续不断地加以改进。而在极权主义的预设下,反倒容易形成一家独大下的垄断局面。阿克顿说得好,“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那么,哪种情形更容易招致腐败,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

  毛泽东随后罗列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我们逐个看一看,这些表现到底和自由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组表现:拉帮结派,难得糊涂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仔细观之,其实,上述这些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而属于“拉帮结派”或“难得糊涂”。这反倒违背了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体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这些不良现象,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指出的,与开放的自由社会相敌对的,正是建立在血缘、地域基础上的熟人小圈子式的低级封闭社群。这种小帮派现象的存在,甚至有悖于建立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的自由社会形象。

  至于“难得糊涂”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笔者以为,“不争论”或“难得糊涂”,无非暴露出中国的制度和体制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气质:对于权力或财富的推崇,完全压倒了人们对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在这样一种制度幽闭下的“逆淘汰”博弈,自然很容易倾向于淘汰掉崇尚“争论”追求“真理”的异端分子,而造就出大批“莫谈国事”的冷漠民众,人们怎么会不“难得糊涂”呢?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的放矢,而且暴露出他在这个问题的缺乏理解,以及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无知。

  第二组表现:背后乱说,少说为佳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看到这段令人诧异的表述,不知毛泽东是不是想把人们都变成机器一般服从命令的生物?我们要认识到,自由主义强调言论自由,但其前提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确实不会招致政治迫害,人们批评领袖不会招来权力的打压。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所谓言论自由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这样来看,无论是“背后乱说”还是“少说为佳”,这些都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表现,而是人们面对强权时不满情绪的宣泄,或者是一种但求自保的心态。在笔者看来,这仿佛是一幅官僚集权文化的素描,它恰恰反映出超限权力对于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去反思制度本身,而把人们“背后乱说”的发泄行为以及“少说为佳”的自保行为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着实是匪夷所思。

  第三组:不要组织纪律,个人攻击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毛泽东的这段描述,是关于个人言行和组织纪律的关系问题。与毛泽东不同,自由主义者确实会认为:坚实的个人权利构成集体的基础。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人权高于主权,伦理高于国家”。然而,极权主义者的看法恰恰与之相反。极权主义者不但要求集大权于一身的领导核心,而且认为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彻底抛弃个人利益,煽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当然,上述的分歧其实是表面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分界,是通过一套法律和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个具备普遍性和正当性的法治基础。而极权主义所鼓吹的集体高于个人,它和自由主义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这一主张本身,而在于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不可能通过一套具备普遍性和正当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种有效裁决,而惟有通过特殊的极权垄断来实施这种价值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命令、组织或纪律很可能已经预先丧失了正当性,而所谓团结、进步的代价是以严重损害某些个人的权利为基础的,这自然会招致某些个人的抗议和反叛。只要求生、逐利的人性没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自由主义的解决方式,只是面对人性难以改变的现实,而最大化地通过诉诸个人独立、自主的意愿,通过保障个体权利,以及在权利和权力之间不断调适、互动的过程,来实现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这样来看,毛泽东此处的批评又再次无的放矢。这些不良现象并不必然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他的主张所强调的价值倾向也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权利基础。

  第四组表现:不报告,不宣传,不鼓动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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