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霞 陈曙光: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 次 更新时间:2011-05-26 12: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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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霞   陈曙光  

  

  一部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表现为“十个结合”。

  

  一、 既坚持“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坚持“老祖宗”,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老祖宗”,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能不讲“老祖宗”,又不能只讲“老祖宗”;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敢于“讲新话”。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其二,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所以要“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外国的,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更多地是揭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以前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因此,不能把它根据外国和当时的实际得出的全部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不能把它当作万应药方,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坚持“老祖宗”与发展“老祖宗”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表率,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邓小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说:“老祖宗不能丢”[2],但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说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些“新话”的根本标志就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坚持的典范,又是发展的典范。一方面,它源于“老祖宗”,体现了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它又说了新话,体现了与时俱进。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二、既反对“马教条”,又反对“洋教条”,反“左”与反右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不从根本上反对教条主义,就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教条主义:第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简称“马教条”,就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简称“洋教条”,就是把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奉作圭臬,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

  建国60年来,我们党对“马教条”和“洋教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反对教条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那种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非常不满意,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90年代初,针对“左”的错误倾向抬头的迹象,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使我们党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近年来,一些人借“反思改革”的名义,否定改革开放。对此,党的十七大给予了掷地有声地回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多次排除了各种“洋教条”的干扰和破坏。针对近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十七大强调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引领”不是消灭,而是指“不论对哪种社会思潮,都不采取行政手段,不搞无限上纲的‘大批判’。”[4]事实充分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排除各种干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既忠于文本, 又直面现实,“ 理论”与“问题”相结合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5]但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离开“文本”而纯粹地关注“问题”,“理论”与“问题”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逾越的基础环节。“返本”就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理论语境,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地研究“文本”,是为了从理论上把握现实,在“文本”与现实的沟通中,以现实的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既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又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着眼于重大的现实问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国以来所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同时它们又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6]。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7],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邓小平所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他面临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去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尽管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中国刚刚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党政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就是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迅速蔓延,“如何发展”的问题凸显出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是:“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可见,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创新都是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直面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四、既注重“立”,又敢于“破”,“立新”与“破旧”相结合

  

  “破”,就是要突破陈规。就是要有科学的怀疑精神,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思想与实际相一致。“立”,就是要创立新说。就是要有科学的创新精神,敢于根据实践的发展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党既强调创立新说,又敢于突破陈规,在“立新”与“破旧”的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试想,如果没有破除苏联陈规的勇气,就不可能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也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果没有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如果没有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破除“苏联模式”的桎梏,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破除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陈旧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的发展;……今后,要继续做到“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8],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相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向度”,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党情出发,否则就陷入了抽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能囿于中国国情,必须坚持世界眼光,体现“世界向度”,把世情纳入我们的视野,否则就遁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坚持世界眼光,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建国以来,我们党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和中国,在双重向度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之所以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提出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从而推动中国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长期观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9]他通过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度分析,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为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指明了方向。这些思想都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主张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思想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向度。

  

  六、既依靠集体智慧,又尊重群众创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党的领导集体的使命,又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职责,还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不尽源泉;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传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历史重任;领导集体特别是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作用特别重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领袖人物的杰出作用,这三个方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毛泽东思想中就包含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正确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包含了几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结晶。同时,建国6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学说,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经验,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比如,“二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首先就是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新鲜经验。1992年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又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0]。这两段精辟论述,体现了邓小平十分重视概括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领袖的杰出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合力。

  

  七、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批判与借鉴相结合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永恒主题。

  “古为今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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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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