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朋的《人群心理学》，该书在二十世纪初影响极大，勒．朋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15]塔尔德和勒．朋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位置。然
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并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16]，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7]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18]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内外有别，运动的宗旨、政策由政治精英所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个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19]
刘少奇也反复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20]]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作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後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
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21]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22]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23]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24]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25]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26]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
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27]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个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
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8]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29]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30]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种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31]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32]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请看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33]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34]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38]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