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2 次 更新时间:2011-05-23 19: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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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思想家及文学家的鲁迅,其业绩始终得到极大的肯定;而作为学者的鲁迅,则相对不太受重视。《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固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在相关著述中被不断引用,但鲁迅的学术理想、治学方法,乃至其别具一格的述学文体,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兼具思想家、文学家与学问家的鲁迅,其对于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被认可的程度,与现代中国学术进程密不可分。因此,本文所论,希望借描述鲁迅述学文体的来龙去脉,凸显现代中国学术历来被忽视的另一侧面。

  

  

  一 文体家的别择

  

  1933年3月,鲁迅撰写日后被学界经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家如此坦率地自报家门,且所论大都切中肯綮,难怪研究者大喜过望。其中最受关注的,除了“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再就是关于“文体家”的自述: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适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① 最早将鲁迅作为文体家(Stylist)来表彰的,当属黎锦明的《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可黎氏此文将Stylist译为体裁家,将“体裁的修养”与“描写的能力”分开论述,强调好的体裁必须配合好的描写,并进而从描写的角度批评伤感与溢恶,夸张与变形等 ② 。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体学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今都划归了“描写”,那么,所谓的“体裁”,已经不是Style,而是Gener——这从黎氏关于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难看出。倒是鲁迅关于Stylist的解读,接近英文本身的含义 ③ 。黎氏对Stylist的误读,其实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国作为文章体式的“文体”,与西学东渐后引进的探究语言表达力的“文体”(Style),二者之间名同实异,但又不无相通处。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谈论文体,仍很少仅局限于语言表达,而往往兼及文类 ④ 。

  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兼顾——的批评术语,使我们得以将“Stylis”的命名,与“新形式”的论述相钩连。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几年,沈雁冰发表《读〈呐喊〉》,赞扬鲁迅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⑤

  鲁迅没有直接回应茅盾关于其小说“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评述,但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称此书“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⑥ ,除顺手回敬成仿吾的批评,也隐约可见其挑战常识、不以“文学概论”为写作圭臬的一贯思路。

  你可以说沈从文、张天翼是文体家,那是指其小说体式的讲究;你也可以说茅盾的《子夜》、《白杨礼赞》和《中国神话研究》各具特色,可那是体裁决定的。明显的文体意识,使得鲁迅所撰,即便同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表达方式也都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一“文体感”背后,有明显的文化关怀。

  汉魏以降,中国人喜欢讲文章体式 ⑦ 。合体式而又能创新,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创造。可几乎所有的“文章辨体”,都侧重历史溯源,而非逻辑分析,故显得灵活有余,精确不足。这里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重视具体经验,而不太擅长抽象思辨;但很可能还隐含着一种重要思路——任何大作家的出现,都可能打破常规,重建文类边界。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妙语,大致表明了“文章辨体”的意义及边界:“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

  认定“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的鲁迅 ⑧ ,关注的是那些不太守规矩、着力于另辟蹊径的作品。比如,表彰俄国的《十二个》以及日本的《伊凡和马理》强调的都是其“体式”的“异样”,或“格式很特别” ⑨ 。鲁迅本人的写作,同样以体式的特别著称,比如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以及散文诗《野草》。《野草》最初连载于《语丝》时,是被视为散文的(虽然其中《我的失恋》标明“拟古的新打油诗”,《过客》则是剧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舞台演出)。等到鲁迅自己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 ⑩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谈论起散文诗来。

  鲁迅曾自嘲《朝花夕拾》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体大概很杂乱” 11 。其实,该书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无论体裁、语体还是风格,并不芜杂。要说文体上“很杂乱”的,应该是指此前此后出版的杂感集。《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阿金》等,乃道地的散文,

  可入《朝花夕拾》;《准风月谈》中的《夜颂》、《秋 夜纪游》则是很好的散文诗,可入《野草》。至于《门外文谈》,笔调是杂文的,结构上却近乎著作 12 。文章体式不够统一,或者说不太理会时人所设定的各种文类及文体边界,此乃鲁迅著述的一大特征。

  轮到鲁迅为自家文章做鉴定,你会发现,他在“命名”时颇为踌躇。翻阅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的《鲁迅著译书目》、第七卷的《自传》、第八卷的《鲁迅自传》和《自传》,其中提及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纂辑以及译作、著述等,态度都很坚决;但在如何区分“论文”和“短评”的问题上,则始终拿不定主意。

  称《坟》为“论文集”,以便与《热风》以降的“短评”相区别,其实有些勉强。原刊《河南》的《人之历史》等四文,确系一般人想象中的“论文”;可《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以及《杂忆》等,从题目到笔法,均类似日后声名显赫的“杂感”。将《坟》的前言后记对照阅读,会觉得很有意思。后者称,“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显然当初鲁迅是将此书作为“杂文”看待,而不像日后那样将其断为“论文集”;前者则干脆直面此书体例上的不统一:“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结集,并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13 。反过来,日后鲁迅出版众多“杂感集”,其中不难找到“违规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鲁迅称:“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于是百无禁忌,在这回“杂文的结集”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14 。其实,不只是朋友间的通信,《二心集》里,除作为主体的杂感外,既有论文(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演讲(如《上海文艺之一瞥》)、传记(如《柔石小传》),也有译文(如《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答问(如《答北斗杂志问》)、序跋(如《(艺术论)译本序》)等,几乎无所不包。

  同样以说理而不是叙事、抒情为主要目标,“论文”与“杂文”的边界,其实并非不可逾越。鲁迅不愿把这一可以约略感知但又很难准确描述的“边界”绝对化,于是采用“编年文集”的办法,避免因过分清晰的分类而割裂思想或文章。对于像鲁迅这样因追求体式新颖而经常跨越文类边界的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举。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15 ——如此纵论“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坟〉题记》的立意相通。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 16 。

  学界在谈论鲁迅的杂文观时,一般关注的是后者,即作为文类的“杂文”或“杂感”。像“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17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 18 ;以及“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19 等,这些都是常被鲁迅研究者引用的“绝妙好辞”。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作为文章结集方式的“杂文”,即“不管文体”导致的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在《〈华盖集〉题记》、《〈华盖集续编〉小引》、《〈三闲集〉·序言》、《〈伪自由书〉前记》等文中,鲁迅明明将自家写作命名为“杂感”、“杂文”,可为何在各类自述文字中,却又改用面目模糊的“短评”?是否因意识到《华盖集》等其实是以“杂文”为主体的“编年文集”,而不是文章分类意义上的“杂文集”,并因此做了区分,目下不得而知。但鲁迅的“短评”集之兼及杂文、散文、论文、书信、日记等文类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鲁迅文章的丰富性,以及鲁迅“文体”的多样性。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很早就提及这一点:“把鲁迅的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特别明显地看出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以及体裁的多样化” 20 。如只是涉及鲁迅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杂文、散文等文类的成就,以及各文类内部的革新与变 异,自茅盾以降,已有无数论述。我关心的是鲁迅的“论文”与“杂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希望将这一关注贯穿到语言层面。

  

  二 论著、杂文与演讲

  

  同样是文章名家,周氏兄弟的“文体感”以及写作策略却明显有别:周作人是以不变应万变,同一时期内的所有撰述,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散文还是专著,笔调基本一致。鲁迅则很不一样,不要说翻译和创作不同,小说与散文不同,即便同是议论,杂文与论文的笔调,也都可能迥异。换句话说,读周作人的文章,可以采用统一的视点,而且不难做到“融会贯通”;读鲁迅的作品,则必须不断变换视点,否则,用读杂文的眼光和趣味来读论文,或者反之,都可能不得要领。后世关于鲁迅的不少无谓的争论,恰好起因于忽略了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写作既源于文类,而又超越文类。只读杂文,你会觉得鲁迅非常尖刻;但反过来,只读论文和专著,你又会认定鲁迅其实很平正通达。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将鲁迅杂文里的判断,直接挪用来作为历史现象或人物的结论,而忽略了杂文本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征。在尊崇鲁迅的同时,违背了鲁迅顾及全人与全文的初衷 21 。“文化大革命”期间编纂的三种鲁迅言论集,即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的《鲁迅论外国文学》(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中山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广州:中山大学,1978)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所编的《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在给学界提供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留下了若干后遗症。除了“选本”和“语录”的盛行,必定缩小读者的眼光;更因其将论文、杂文以及私人通信等混编,很容易让人忽略论者依据文类所设定的拟想读者与论述策略,导致众多无心的误读或“过度阐释”。这三种言论集目前使用者不多,但《鲁迅全集》电子版的出现,使得检索更为便利。于是,寻章摘句以及跨文类阅读,使得上述问题更为严重。

  除了专门著述,鲁迅杂文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古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论述。这些论述,常为后世的研究者所引用。必须正视将鲁迅杂文中的只言片语奉为金科玉律的负面效果;但如果反过来完全否认蕴涵在鲁迅杂文中的睿智的目光及精湛的见解,无疑也是一大损失。如何超越这一两难境地,除了前面所说的顾及全人与全文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鲁迅论敌的眼光包括在内——杂文作为一种文类,其补阙救弊的宗旨以及单刀直入的笔法,使得其自身必定是“深刻的片面”。所谓“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 22 ,鲁迅的抱怨,主要针对的是读者之缺乏通观全局的目光和思路,而过于纠缠在个别字句或论断上。杂文的主要责任在破天下妄念,故常常有的放矢;而论文追求“立一家之言”,起码要求自圆其说。二者的目标与手段不同,难怪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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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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