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人关注近代中国历史的热情有增无减，论史书刊与网文层出不穷，万里神州呈现一派可与“想唱就唱”的歌坛超女PK的写读架势时，前贤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即将在京再版，早该发生的事情还是来了，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可惜作者抛离这个世界已经45年了，就在大革文化之命开始那年撒手尘寰。章开沅先生在近作《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一文中，饱含深情地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看来，时间就像山涧的溪流，驱走的是轻浮的尘埃，鹅卵石的体积与分量却只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的冲刷。

对于陈恭禄，别说一般的读者，即便是如今的专业研究者，知其人者未必很多，读其书者恐怕更少。就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的本科求学生涯正值国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学术的春天乍暖还寒，历史学还来不及摆脱战争年代的两极思维所派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整体框架，近史课程尤以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近史论述为指导，从头到尾充斥着“反帝反封建斗争”，重斗争而轻建设，重论点而轻论据，恐怕还很少有本科师长敢提陈恭禄，更不用说把他的《中国近代史》指定为必读参考书目。我的本科师长林增平先生是中外史坛所称道的敦厚史家，他也不敢提，对民国时代的近史出版物，就只提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氏旧作就躺在学校图书馆，无人问津。说来惭愧，我首次拂拭陈著的尘垢，还是在1993年迁居杭州之后，在给研究生开列参考书目之前，自行补课，才走近陈氏的著述空间，包括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寻找谬导捷径。我无法知道，在今天的近史同行与越来越多的网络作者中，有没有两成左右的人认真阅读过这位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的成名之作《中国近代史》，但我知道，为了使这本沉甸甸的旧著重见天日，中国工人出版社投石问路，下过很多功夫，还从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下版权，不遗余力，令人感佩。

陈恭禄生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年，江苏丹徒人，自幼接受私塾启蒙，操练国学童子功，十七岁考入扬州的教会中学，积累英文阅读能力。1921年升入六朝古都的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嗣而转入农学，最后投身于历史系。根据该校的本科导师制，他在美籍系主任贝德士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在他看来，国人的历史知识比较浅陋，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又未必切合于中国，却急于运用，好书难找，就在毕业那年，即1926年，始萌撰述近世国史之念。鉴于当时国内还缺乏日本史的阅读书籍，他就先著《日本全史》与《印度通史大纲》。他先是任教南京明德中学，一年之后被聘回母校，并受贝德士之托，讲授中国近百年史，还在《大公报》连发关于晚清史的文章，向中央大学萧一山教授的成名之作《清朝通史》频频提出挑战，史坛为之瞩目。1934年，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集八年之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叙述范围起自晚清鸦片战争，迄于作者止笔前的1930年代初。该书被推荐为大学必读书目，两年之内接连五版。抗战爆发之后，陈恭禄的教学重点一度转入中国古代史，也是自编教材。才傲两全的古史专家傅斯年在评审陈恭禄的《中国史》第一册时，不无尖刻地说，作者并无经学、甲骨学、金文学、考古学之长，“似不知读书，疏浅之甚,并未深入……实无任何优点可举”，不过，另一位古史大家顾颉刚却充分肯定陈氏对于中国通史的学术贡献，更不用说陈氏的近史专长。驰名中外的钱存训、程千帆、牟复礼（Frederick W.Mote）、陈大端、章开沅等文史大家均出自陈氏门下，有据可查。

在当时，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就已出版不少，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某些著述确实别开生面，但其中多数介于历史叙述与时评之间，严谨翔实的史著并不多见。这也难怪，国难当头，醉翁之意重在论世，而且近代史学科建设尚属草创，史料整理却非朝夕之功，用罗家伦的话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较之许多同类近史论著，陈氏最重资料，言之有故，力求“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辅之以清晰简约的文字。虽然任何论著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加上当时的学术条件有限，作者运用史料并非无懈可击，但他又确实下过一定的功夫，取舍审慎。例如，英人白克浩司(E.Backhouse)伪造《景善日记》的真相在当时还没有为中外学界所澄清，罗家伦在30年代初为门人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所撰引言中，还在强调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亲自看过抄过”，该日记的原稿“真实无疑”，陈恭禄虽然也不怀疑那本伪造的满人日记存在的真实性，但通过比照其他记载，就对日记所叙史实多有存疑。他在《中国近代史》末篇“史料评论”中就指出：景善日记“为外人所得，视为义和团时之可信史料，实则所记朝廷大事，多为不足深信之传闻。”这一见解就已高出同时代的罗家伦等。尤其难得的是，陈恭禄既不迷信国民党大小官员那些铺天盖地的“歌德”回忆，也不因南京国民政府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创业史而跟着凑热闹，对辛亥革命部分尽量采用中性叙述与评论。陈著出版前，国民党中宣部的审查者强行删改，还不让作者过目，即使在已被删改的文本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对孙中山的神化色彩，全书直呼“孙文”共71处，与孙中山有关的“孙氏”6处，所用“革命”一词虽有185处之多，则多从事物变革的方式与程度着眼，并不掺入价值评判。相比之下，弃学入仕的蒋廷黻就不敢直呼孙文或孙中山，在区区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里，通篇都是“中山先生”（8次）、“孙中山先生”（34次），或者“总理”（2次），还专设一节“贯彻总理的遗教”，同蒋介石与国民党保持一致。

陈著既不搞思想先行，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有叙有论。他在自序中说：“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虽然陈著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影响颇深，对英国等西方列强侵华的必然性及其实质、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等项分析多有偏颇，但他试图结合中西文献资料，争取平实叙述的努力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只要我们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党同伐异的学术教条，则不难发现，陈恭禄的某些史学理念与治学态度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政治风云的变幻不曾影响陈恭禄书斋怡乐的学术追求，进步学生的劝慰使他放弃了离宁远走的设想。此后不久，金陵大学就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呼号声中歇火关门，邻近的中央大学已更名为南京大学，陈恭禄就地转入。正是其教会中学与教会大学的学、教阅历，加上红极一时的文霸陈伯达曾在战斗力很强的《四大家族》一书中给陈以“反动历史学家”之界定，权力的蛮横就让本分向学的陈恭禄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饱经磨难。在1956年12月印行的南京大学《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中，篇首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陈著原本既不用蒋廷黻等人喜欢用的“近代化”等词，也不曾使用过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历史学者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转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但在这个自我批评中，整段地照搬毛泽东对近代史的论述与革命史观，还称 “毛泽东同志”，还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承认自己在私塾 “受了封建教育” ，在教会学校“受了更深的毒素”，即“帝国主义思想”，那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还说，“站在官方立场，我就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反动有毒素的书籍”。此类文字就不难把我们带到当年思想改造的现场。作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乎自残，应该说很卖力气，可以交差了，结果还没完。 “创刊号”的第二篇就是署名“刘希纯”的作者撰写的《关于“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的几点意见》。我不知道刘文为什么要把陈文原题中的“自我批评”改成“自我批判”，却知道刘文就在加大批判陈恭禄的火力，用词特狠，还说，“作者对于其由原来的封建主义思想转而依附和承袭帝国主义的观点进行解剖时，却表现出缺乏阶级观点的深刻分析，只是把‘进入大学’的前后作为两种思想承替的线索，这是不够恰当的。”此文的结论是：“作者的两种思想递承不是偶然的了，而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人民革命的压力之下，为了延续其垂死挣扎的必然发展结果。这不单单是作者个人思想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变化，乃是反映了一个阶级，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各方面深入奴役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下所表现的叛卖民族态度。”

在那人人都能扮演疯子，都想教导别人的时代，单纯追究批评者的品行与责任恐怕还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但批判者貌似真理在握，却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劝告：“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恩格斯也说过：“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人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有位西方人士说：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象王子一样的保护。欧美版的法权观念肯定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一年之后就是反右风暴，再过一年便是“史学革命”，连自己都白纸黑字承认“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陈恭禄就只能在劫难逃。据茅家琦先生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还在约请陈氏重写《中国近代史》。结果，当陈氏交上第一册，审稿意见就断定存在“严重错误”，重写之议就不了了之。在那个人鬼难分的岁月，毕竟谁都不敢淌这潭浑水，如果打湿了脚，那就洗不清了。

早在20多年前，日本学者奥村哲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学界“历来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近60年来，大陆高校的近代史教材虽然多达200余种，几乎都是以重复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为主旨，千人一面，千嘴同声，与台、港地区众说并存的近代史教材相比，差距甚大，陈著还被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再版四次。生活的悲剧往往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是错过了什么。如果说罗家伦、蒋廷黻对助手郭廷以的期望与敦促，催生了郭氏《近代中国史纲》一书的完成，那么，大陆地区绑架学术的政治运动就斩断了陈恭禄在有生之年系统修订《中国近代史》的机缘。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族才是幸福的，我想补充说，只有不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的国家与学术才是幸运的。倘若学术依附权力，那就顶多能为印证美国历史学家亨利（Adams Henry）的偏见做出贡献：“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煸动仇恨的组织。”

无庸讳言，置身于信息革命的地球村，遥控器、鼠标与手机已经成为挑战纸质传媒与书本阅读的三大利器，一本60万言的民国旧著未必能特别吸引整天在工商文明的喧嚣中穿梭的上班族与读书人，还有那些从享乐主义的甜水中爽出来的80后与90后，陈氏的叙述方式又未必能适应那些已经习惯了三级以上目录的章节文体与数字化条理形式的读者偏好，也不容易契合除了大白话还要每年“给力”追新词也不觉得“囧”的快餐式阅读，但陈著毕竟具备雄厚的中西资料基础与解读视野，而且几乎每篇（章）都能独立成章，作者还不乏探本溯源的功夫，有效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内在的逻辑与层次都很清楚，只要能找到相对宁静的时间单元，总会开卷有益。

近代国史中的许多难题实乃今日国人挥之不去之题，无论是已有的近史教材与相关定论，还是“百家讲坛”式的文化秀，还是想写就写的说史网文，均已无法满足读者与日俱增的品史需求，难以解答困惑连篇的近史谜团。历史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历史读物的价值则首先取决于反映与解读真实的程度。只有借助于准确丰富的史料，才能确保历史叙述的可信度，一旦抛离经过职业性的史料审视所重构的史实，只会越说越乱。历史与现实一样，复杂难辨，不同视角与风格的历史解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只允一种声音来解读，就像同唱一首歌那样排练得高度一致，那么，一人之外，就是一群既听话又学话的高级鹦鹉，差别却只在于音域的宽窄、音量的高低与音质的好坏，顶多再看看羽毛的颜色，眼睛的大小，还有勤奋的程度与表现欲的强弱，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还是恩格斯说得好: “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我从恩格斯的话中读出过两层意思:一是唯物主义可以发展，也需要发展,而不能指望鹦鹉学舌；二是通过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却需要艰辛的劳动,任何空话、口号与打棍子都将无济于事，只会添乱。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同五花八门的化学添加剂好有一比，足以把人催熟。

陈公虽逝，遗著可传。史海茫茫，谨此忝序。

2011年3月10日深夜草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原载《读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