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于南: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6 次 更新时间:2011-05-18 23: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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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于南  

  

  十年文革结束,如何认识文革,摆到了历史转折的门槛上。毛泽东晚年始终坚持文革是基本正确的,认为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视为自己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注1 因而,能不能打破“三七开”的框框,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路向选择。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又高度评价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大会还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注2 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还没有澄清。同时,在“揭批查”运动中,揭露出来了大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如何定性处理,也都牵涉到对这场运动怎么看的问题。研究“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对文革十年历史做出个政治交代。但在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大题目下,党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动机。一类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类则是要以实践为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的罪错。“凡是派”和“实践派”就是这两者的代表。

  研究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开展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成为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康生直接控制的重灾区。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他一面整顿学校管理,一面筹备秋季开学。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注3 在就任后即创办《理论动态》,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确定了“两个为主”(学习马列原著为主,学员自学为主)的教学方针,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四门课程,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著作选读本。在所有课程中,党史教学的难度最大。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家普遍信心不足。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情有独钟。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5月19日,他在党校会议上又对编写党史作了具体部署: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注4 胡耀邦自己应《人民日报》胡绩伟的要求,还编写过一个“十次路线斗争”的稿子。注5 帮助大家学习党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理论动态》专门一期登载了苏共编写党史的情况。注6

  在清理中共党史中,与拨乱反正直接关联的,还是“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但政治敏感性也最强。所以,在讨论党史教学中,一些人提出要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强调党史教学就是“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注7

  但是,要研究文革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忌讳多多。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方案讨论了多次,意见很不统一。注8 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党史和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先后作了汇报。缪楚黄说:党史课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因此提出两个教学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大家对党史教学普遍信心不足,存在依靠外援的依赖心理。

  当天,胡耀邦去见了邓小平,转告了一些老同志希望他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希望中央党校做好这件事。

  第二天,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共党史的教学思路,就是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9月26日,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稿子。

  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开学讲话中专门讲了编修党史的问题。他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二、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研究方案。一个是讲三次路线斗争,另一个是只讲两次,着重说明林彪、“四人帮”是怎样破坏文革的。按照“十一大”的基调,研究方案对文革是充分肯定的。注9

  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史教学方案问题。在听取党史党建教研室的负责人汇报后,与会者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

  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文革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他明确讲: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会上,胡耀邦明确表示了否定文革的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注10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意见。

  大家感到: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那么,要不要讲?怎么讲?有的说: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有的说: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冯文彬等校领导的态度很明确。胡耀邦说:要讲!是怎么讲法。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例如“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注11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胡耀邦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言片语。注12 胡耀邦在这里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用实践作为检验历史是非的标准。这对于研究小组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次醍醐灌顶。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初稿呈报给胡耀邦。

  “初稿”虽然还不能突破“十一大”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注13, 但已有了新的灵魂。“引言”中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注14 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月20日他在初稿上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注15

  于是,研究小组利用寒假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稿。修改稿调整了某些章节内容,扩充到38000字左右。题目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

  胡耀邦还提出了一个新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注16 此议得到校党委扩大会议多数人的赞成。

  

  三、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第一期学员有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三种班次,分属一、二、三部,共807人。

  第一期学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被“解放”的干部。有的是虽然被“解放”了,但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的是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劳动模范。也有的是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不宜留在原岗位的干部。学员的境遇不同,学习心态和对问题的认识大不一样。

  为了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员宣布说: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了解除学员解放思想的顾虑,胡耀邦还宣布说:我们除了要认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学员结业时不作鉴定。

  当时的中央党校,是全党思想理论最活跃的地方。许多学员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大家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希望中央党校能够带个头。注17

  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在哲学教学单元,着重从认识论的方面批判了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取代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这些学习内容,都为“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根据冯文彬等人的意见,在1978年春季开学后,于3月6日召集部分省部级学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意见。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后来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的杨西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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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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