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向黑格尔学习如何做哲学

——《精神现象学》的启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8 次 更新时间:2011-05-07 22: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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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 (进入专栏)  

  

  黑格尔意识到,《精神现象学》的序言(Preface)和导言(Introduction)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书序。他说,在一本哲学著作的序言里,“不论对哲学作出怎么样周详的陈述”,都是“不适宜、不合目的的”,因为那会“使人觉得,仿佛就在目的或最终结果里事情自身甚至全部本质都已得到了表达,至于实现过程,与此结果相比,则根本不是什么本质的事情。”[1](P45)在黑格尔看来,做哲学的过程应该比哲学所能达到的结论更加重要,更加贴近一本哲学著作所要阐发的真理。黑格尔从来没有给“哲学”或“精神现象学”下一个正式(formal)定义,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认为哲学即是精神(辩证和历史)的发展过程,而现象学即是做哲学的方式。他写的“序言”和“导言”既对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的发展过程,又对他做哲学的方式,作了充分说明。

  “序言”和“导言”对读者有着持久的魅力,它们被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我觉得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的文字更贴近黑格尔的哲学观了。黑格尔通过批判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来阐发他自己做哲学的方式。概括地说,黑格尔(1)批评了把哲学作为工具的认识论哲学,阐发了如何达到哲学真理的方式;(2)通过批判怀疑主义,说明了哲学为什么需要否定的环节;(3)通过对浪漫主义宗教哲学的批判,说明了神圣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4)通过对以“数学思维”为楷模的哲学方法论的批判,说明了哲学的概念思维特点;(5)通过说明“历史的认识”局限性,反对把哲学等同为哲学史;(6)通过揭露哲学的“天才作风”,反对把哲学当作诗化言谈;(7)通过对“信赖常识”的批判,反对把哲学庸俗化。

  现在的中国和黑格尔的德国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国家,但可能是由于两者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文化和价值转换的时代任务,当今的中国哲学与黑格尔笔下的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上7条对当今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这里姑且使用这个曾经流行的术语来表达“做哲学的人”的含义)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

  

  一、“认识论转向”,还是“绝对科学”

  

  “导言”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物本身之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件很自然的想法。”[1](p51)我们现在把近代哲学称为“认识论的转向”,就是因为从笛卡儿、培根开始,一直到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家都有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想法”。近代哲学家指责以前的哲学在没有考察认识的能力、性质和界限之前,就对认识的对象下了武断的结论,结果是受到“错误的乌云”遮蔽,而见不到“真理的青天”。黑格尔对实施“认识论转向”想法的哲学家进行了一连串批判。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批判,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推向极致。康德的批判表明,在认识与事物本身(Ding an sich)(康德称之为“物自体”,黑格尔有时也称之为“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人所认识的对象不是事物本身或“绝对”。康德谈到两点不能认识“物自体”的理由,一是我们只能认识本体显现给出来的现象,二是我们只能通过主观的“纯形式”(如时空、范畴)看待事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第一点理由好像是说:“使用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的变化。”[1](P51)第二点理由则是在说,认识形式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我们看到的事物“不是像它自在地存在的那个样子,而只是它在媒介物里的那个样子”。黑格尔把康德的语言转化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为的是指出这样一个吊诡:批判哲学本来只是为了研究事物本身而作的先行的、准备的工作,或者说,只是为认识“绝对”这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而结果却是,“我们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目的相反的东西”,这“根本是件与理不合的事情”。[1](P51)通过分析“工具”和“目的”的关系,黑格尔批评认识论哲学或批判哲学反客为主,放弃了对“绝对”的认识,而把认识本身作为哲学的对象,这是把工具或手段当作目的本身。

  费希特和谢林等哲学家并没有接受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他们试图挽救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看来,这些“补救”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仍然颠倒了认识与“绝对”的关系。他们的第一点“补救”是说,认识并没有改变“绝对”,而只是接近了关于绝对的真理。黑格尔说,就好像是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但“绝对”不是孑然无依的“小鸟”,它“本来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1](P52)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序言”中论述“实体就是主体”时有更充分的说明。第二点“补救”是,媒介(如光的折射)虽然可改变事物本身,但可以通过认识媒介产生错误的根源(如认识折射原理),通过消除这一根源而达到正确的认识。黑格尔说,这一想法是“完全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

  不管是康德之前的认识论,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是康德之后的“补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假定认识只是一种工具和媒介物,认识是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绝对”,而是为了避免认识“绝对”时犯错误;因为害怕与“绝对”沾边而犯错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认识自身当作是“自为的”、“真实的”。黑格尔尖锐地批判这种“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是“无用的观念和说法”,把“绝对”和真理区别开来是“模模糊糊的区分”,是“没有能力从事科学的人找到的借口”,他们使用的“绝对、认识、主观与客观”等等字眼是“一种欺骗”,“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1](P53)他所认为的哲学“主要任务”就是认识“绝对”,“从事科学”就是对“绝对”进行研究。科学(Wissenschift,这个德文词汇有比英文的science更丰富的精神含义)就是关于绝对的具体的真理。通过对以前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宣告自己的哲学是关于“绝对”的科学,但这门科学不是在所谓有错误的现象之外,而是在现象之中认识真理。“精神现象学”的含义是:在精神的现象中解释出绝对精神的科学。

  现在的中国哲学界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把“绝对”或“绝对真理”当作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惟恐与其沾边而躲避不及。哲学工作者们未经考察地接受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说法,视之为哲学的进步。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哲学的工具(认识途径、语言分析、文本解释等等)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哲学于是成为一种“元科学”(meta-science),比如,伦理学不研究道德行为和规则,而成为研究表达道德思想或描述道德规则语句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再如,形而上学本是研究物理学的“二阶学说”(meta-physics),但现代形而上学却成为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思或重建的“三阶学说”(meta-metaphysics)。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社会和人的真理的探索,甚至认为知识和价值根本没有真假、是非之分。如果说,近代认识论还保持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盟关系,那么现在哲学家们所沉溺的“元学说”、“元元学说”完全是非科学、非真理的话语,这些远离了现实世界和社会的话语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世界性的哲学危机,原因盖出于此。

  

  二、“害怕错误”,还是探索真理

  

  黑格尔揭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根源是:“害怕错误”。这种态度也就是他在另一个地方批判康德“在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害怕下水就永远也不会游泳,黑格尔说:“害怕错误,实即害怕真理。”真理只能是关于“绝对”的真理,如果认识害怕与“绝对”接触,就只能永远站在真理的彼岸而“望洋兴叹”。通过对“害怕错误”这种心理的精神分析,黑格尔说明了“害怕错误实即害怕真理”的道理,同时也说明害怕真理如何超出自身而追求真理。黑格尔说,从事科学的人之所以害怕错误,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Erscheinung)”,而“现象的科学”(das erscheinende Wissen)是“不真实的知识”,而以现象为对象的科学即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的意识”。

  但“自然的意识”总是意识到与之对立的概念,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走出自身。概念不会停留于个别的感觉对象而要超出自然意识。这是一往无前、不可遏止的力量,黑格尔形象地称之为自然意识内的“暴力”,“迫使它超出它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的就是它的死亡。”面对暴力和死亡的威胁,“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黑格尔接着写道:“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这是因为:第一,意识不会处于“无思无虑”的“懒惰”(这是在说自然主义的自我批判);第二,即使它会巩固为“一种心情”,仍然会感到“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这是在说来自理性主义的批判)。如果对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抱着“听其任之,不去管它”的态度,那就会“陶醉”、“满足”于“虚浮的意识”之中,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望”。

  我们看到,黑格尔通篇都在使用心理的词汇,说明现象的科学的一方面产生了对概念知识的怀疑,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感到绝望。黑格尔说:“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1](P55)“恐惧”、“绝望”和“死亡”等词汇,使得一些存在主义者以黑格尔为前驱和同道。但是,黑格尔可能不是在描述怀疑论者的心态,而是把“自然的意识”当作一种个人的心理状态,它或者超出自身而成为普遍的科学,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画地为牢而自绝于科学。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当代的怀疑论,是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它看到“自然的意识”不能作为知识和价值的标准,同时也不信任先验的标准,由于害怕错误而走向相对主义;更由于缺乏任何确定性,“见到的结果永远是纯粹的虚无”,而又走向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人也死了”,除了表达理论上的绝望,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三、浪漫激情,还是神圣精神

  

  在“序言”中,黑格尔考察了西方文化从神圣到世俗的变迁。他说,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这是在说中世纪。到了近代,“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现世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1](P5)这是在说近代科学产生。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近代科学造成了社会和文化的普遍的世俗化。黑格尔说明了世俗化的两个后果。直接的后果是:人类沉溺于“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像蠕虫一样以泥土和水来自足自娱”。但是,精神的极端贫乏引起了人们对神圣的渴望:“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1](P5)这种饥不择食的渴望产生了第二个后果,那就是,对神圣的非理性的、浪漫或狂热的态度。黑格尔在这里揭露的,明显地是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和谢林的“天启哲学”,他把两者形容为“不是居于神圣的爱的中心的存在,而就是这爱的中心自身的存在”。[1](P5)谢林和施莱马赫等人明确地说,宗教的基础是情感和直觉,而不是概念知识。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也可以包括康德。康德要限制理性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把神圣领域置于理性之外。在耶拿的手稿里,黑格尔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在路德的罪和恩典的宗教体验的“旧瓶”里灌装着先天综合判断的“新酒”。如一个评论者所说,“按照这一观点,康德的独特之处在接受了新教关于人类理性的坏消息,而又没有接受相应的关于启示和恩典的好消息。”[2](P48)康德哲学被看作是德国虔诚派的新教徒的曲折表达,而它所继承的是路德的反理智主义的宗教热情。

  黑格尔心目中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绝对”,它也是神圣的存在,是上帝的代名词。但他反对同时代的宗教家和哲学家“不是用概念去把握绝对,而是用感受和直观”。[1](P4)在经历并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他激烈地反对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他说,如果不把神圣文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那么,追求神圣就是“只寻求启示,……只追求在模糊不清的神性上获得模糊不清的享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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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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