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郑老太太与梁漱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0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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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  


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偶然得到一本口述史,因为在国内做惯了编辑,忍不住边读边随手标出错漏字和不规范的标点。越读越觉得这么一份好东西,我应该尽点力,于是就把校对之后的内容整理出来,寄给出版机构。


口述者本人姓郑,已于2003年离世了。这位八十九岁的老太太后半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是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1949年的时候,她行李在台湾、人在香港,却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只身返回大陆与新中国共命运。因为当时她“在心里听到一个声音:与你的同胞在一起,站住就是见证!”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她才神采奕奕地重获自由。


在“三反、五反”及“文革”中受迫害者的故事,这些年陆续通过一些人的回忆录,或类似《往事并不如烟》的畅销书,被世人逐渐有所了解。但像郑老太太一样单单由于信仰的缘故被逼迫,从来没有揭发过人,且对迫害者没有一句衔怨怀恨之语的朴素经历,大陆读者却很少读到。


送我书的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因为我的校对,我们成了朋友。他谈起自己曾和导师一起访问过不少文革期间因信仰受迫害的人,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谈到过去时总是一语带过,并不以曾经受苦为资格把持话语权——这带给他很大震动。在进入信仰研究领域之前,他一直很崇拜梁漱溟——敢于和毛泽东当众叫板,声称“三军不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大儒。


会议结束后不久,这位博士回到北京。知道他喜欢梁漱溟,我托国内的朋友买了本梁漱溟晚年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回赠他。他写来邮件说,梁漱溟在书里说了许多有趣的话,比如,他认为晏阳初缺乏哲学头脑、看得浅;他自觉对孔子懂得比朱熹还多:“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象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象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


年轻时的梁漱溟可没把自己当普通人,自命“吾曹不出苍生何”的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看到了当时中国的部分问题所在。梁漱溟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以道德代宗教”。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对集团生活方式、公德心以及民主平等意识的养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中国,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中国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具有教化之功,宗教的作用可由道德来承担。


然而,终其一生,梁漱溟理想之所系的乡村建设事业在新中国却没有存在的空间,当然郁闷。恰成对照的是,作为投身乡村建设的同行、被梁漱溟看不上眼的晏阳初,事业却红火得很。一生被孔子、耶稣和苦力所影响的晏阳初,发誓“不做官”、“不发财”,自1920年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当他所倡导的逐步改良理念,与当时在农村推进的暴风骤雨式革命相抵触时,移居海外另辟蹊径,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帮助台湾、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无数穷人改变命运。


一位基督徒与一位儒者,两本口述史被偶然放在一起,按照博士的看法,时代的巨手,筛他们就像筛麦子一样,但是这两位人物却都站住了。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不仅站住了,还站得蛮高的,至少1950年、1951年、1952年,每逢重大节日庆祝都能享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待遇。


即使1953年9月他与毛泽东闹翻之后,也只是降低规格改站在观礼台上。多年后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争执:“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口气很像孝顺知礼的孩子和长辈冲突后的认错。


儒论纲常,识大体,让站哪里就站哪里。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开篇的信里对法国国王讲话的腔调,在中国儒家的传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加尔文那份骨子里的平等态度,显然因为他深信自己和国王都是上帝的子民,民众应该顺服统治者,但是当统治者要求人们的盲目崇拜时,“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人”。


年轻的博士为了体会梁漱溟所述“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特意找了一个不怎么晴朗的日子,跑去天安门广场,站在西面的空地上,与东面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口的孔子像遥遥相对,抚今追昔。远看了几天,忽然发现眼前一片蓝,几张建筑工地的蓝色板材把孔子围住了,走近才知道,原来他老人家被拆迁了。


我的博士兄弟被孔子像拆迁所提醒,给我写信说:“好东西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忽然醒悟,真地要站在广场上才能发现梁漱溟当年开的药不对症。”


“这几天正在闹‘彩色馒头’,总理都站出来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可是就连梁漱溟的后辈们,现在也很少提道德,而很乐意把儒家改名叫儒教了。”


我的回信很短,只是对着他发来的照片感慨了一句:“如果梁老先生仍在,站在广场上,想必感触万千。那些真正站立得住的人,并非靠着自己站立,或许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对人多讲自己的原因。”■



(作者为原《南风窗》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为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 邮箱:liuyang11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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