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耿介孤忠黄万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4 次 更新时间:2011-05-02 2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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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清华大学在反右派运动中,曾经涌现571名右派,而在222名教职员右派里面,又有三大右派“标兵”——钱伟长、孟昭英、黄万里。1978年之后,钱伟长、孟昭英两位先生被改正后,受到主事者的重视,得以发挥余热;而黄万里先生,却没有那样的幸运,但是,耿介孤忠的先生,正气凛然,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

  黄万里先生(1911——2001年)和清华大学,一起迎来了百岁华诞。但是,冥冥之中,黄万里被一只巨手操纵着,使得先生生前寂寞,身后冷清。这种时节,清华土木水利学院,对黄万里进行选择性遗忘;而由于选择性记忆,把光华依然聚焦在那位1912年出生的“水利泰斗”身上,大张旗鼓地庆祝张光斗百岁诞辰。

  当然,不能阻止人家清华主事者,保持政治正确;张光斗确实有“大作”——三门峡、三峡,黄万里没有工程不说,还要反对三门峡和三峡,这对一个工程学家,的的确确是一出悲剧。这在那些功利主义者看来,黄万里的一生的成就,当然比不上人家张光斗。更有甚者,不具有包容性思维,就会以为黄万里实在麻烦的很,破坏人家主事者社会主义可以干大事的美好心情。

  黄万里与张光斗,清华水利系的两位“名家”,实在有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味道,而且,两位的“缘分”颇深。说起来,1912年5月1日,常熟鹿苑镇出生的张光斗,与上海川沙县出生的黄万里,可谓同乡;黄万里1932年毕业于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张光斗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在当时,都属于交通大学校友,可谓同学;1934年都往美国留学,都于1937年回国,只不过黄万里获得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院工程博士,而张光斗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两个工程硕士;1937年不约而同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利部门工作,可谓同行;张光斗1949年担任清华教授,而黄万里1952年底从唐山铁道学院带领十三位学友,集体转往清华大学,可谓同事。

  历史真是妙啊!按照常理推断,随着大规模建设高潮的到来,两位肯定分别或者联袂承担大型水利项目,乐何如哉!无厘头的政治运动,随时会干扰学者的生活,无奈,只能在运动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进行研究;谁也没有想到,政治会以一种别具一格的风格,切入水利教授的内心。

  记得1986年,万里先生在全国软科学会议上,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篇富有新意的文稿,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吧!全能政治,既不弘扬民主,也不可能发展科学。迄今为止,主事者想做一件事,依然习惯于“三拍”——上级拍脑瓜,火速决策;下级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上级和下级一起拍大腿,咳,又干错了,交学费了。

  1955年4月,三门峡大坝已经开工,水利部才召集学者和工程师进行“讨论”。所谓的“讨论”,其实,一边热烈地鼓掌,一边喜笑颜开,甚而喜极而泣:这种大工程,太及时了,好得很!国民党统治那么多年,动不动就决口,民不聊生啊!三门峡大坝的动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

  当时参与讨论的“儒生”,正好与孔夫子出活的弟子数量相匹配,七十多人,分析三门峡动工的理由,竟然是子虚乌有的“圣人出,黄河清”。言外之意,毛泽东就是不世出的圣人,谁能说七十位是具有科学理性的现代学者呢?只能说是充斥着个人迷信的江湖术士而已。

  坦诚耿直的黄万里先生,不忍心见到如此荒谬、荒诞、荒唐的闹剧出场,本着一片赤胆忠心,与七十位知识分子论辩,七天之内,舌战群儒,指出三门峡的修建,将会形成翘尾巴的结局,纯属以邻为壑,殃及关中平原,加以泥沙沉积,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犹记风吹水上鳞。黄万里早岁在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习土木工程,毕业后在杭江铁路公司工作,只要踏实肯干,那么,原本是不难做出一番成绩的。只是,1931年的长江大水,七万百姓被大水淹没,如此惨重的创伤,给黄万里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所以,远赴重洋,习水文,就是为了追慕“李冰”,造福人群。

  由于政治环境和自身性格的双重因素,更由于耿介孤忠的道德操守,使得黄万里先生的抱负,未能发抒,但是,旁人不必为先生遗憾,因为,先生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在政治已经走上正常轨道的国家,具有自由质朴的文化原生态,学者忠于科学,追求真理,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极权社会,可以说,很少有道德完善之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极权社会吞噬人的良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吃不开了,实行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三门峡水库上马的时候,苏联专家非常吃香,这些专家,哪里能够想到黄河的泥沙如此严重呢?黄万里先生眼见着三门峡水库木已成舟,拼死力争,强烈建议千万要保留清淤涵洞,苏联专家也没有听进去,而中国学者还沉迷在“圣人出,黄河清”的憧憬中而不能自拔,那位“水利泰斗”——张光斗,谄媚权贵,将八个导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堵死,不得已,每个以一千万的造价打开。

  18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很短的光景,就出现了黄万里先生所预言的灾难性情景。泥沙淤积,淹没良田80万亩,40万民众流离失所,15万移民甚至搬移多达十几次,有些老百姓迫不得已,竟然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马拉松式的上访。面对此情此景,禁不住潸然泪下,浩叹不已,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

  如此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使得万里副总理迫切希望加速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但是,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尚未到来的时候,政绩工程是决不会主动停下来的。

  无奈,三峡专家组的侯学煜和马世骏先生,竟然在1991年,不到六十天之内,相继离世。这样,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三峡工程在177票反对、664票弃权的情形下,主事者决定上马。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任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核心专家组组长,主持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张氏竭尽全力帮助主事者实现“高峡出平湖”的浪漫想象。而三峡工程开工之后,张光斗每年都到三峡工地两次,眼睛看不到,就用手摸,以此来保障三峡质量。

  笔者,真切希望三峡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是如此特大型工程,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三十分钟之内,宜昌就会淹没在六十米高的水面之下。至于武汉是否安全,都不敢往下想。

  黄万里先生为三峡问题,先后六次致信主事者,希望当局给三十分钟的时间,讲解三峡问题的要害,石沉大海。老先生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柯德一样,弥留之际,依然呼喊着: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先生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黄万里留有遗嘱,绝口不谈一句家事,而是牵挂着长江和汉口的安危,认为治江大事,绝对不能轻忽。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2011年5月2日,7:04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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