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梦里家山渺何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11-04-27 1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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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李叔同首先是一个前五四时代文化革新的开山人物。一九○五年他东渡日本是一个关键时间。这一年之前,中国社会被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的惨重失败与重大耻辱所彻底打垮,彻底的变革与信心的摧毁,最大的标志即这一年干脆废了科举。科举之死不仅是传统教育之殇,而且是形成巨大的精神真空之始,至今未能复元。这一年李叔同随大批留学生,惶惶然东渡日本。不同于一般人学科技与法律,他力学东西洋的艺术,并大力提倡审美教育,天真而严肃,倡言音乐可“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绘画易养成“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他编杂志、辑新曲、谱洋歌、演话剧。归国后,热情而理想,任教浙江第一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编教材、购乐器、通教图画音乐,俨然中国近代艺术教育之父。他这时可谓绚烂之极,像文艺复兴时的人物,生香活色、旖旎风流,要带来“这美好国土的希望与鲜花”(莎士比亚语)。可是,这些艺术与美,在已经被摧毁了价值根基的中国精神土壤中,能生根开花么?是瓷砖上写字,还是春天里播种?然而正当他个人一如新文化一起成为精英,辉煌闪爆的顶峰,却戛然而止:李叔同看破红尘,像剔骨还父的哪吒,将一身艺能还诸天地,作品也各各分赠世间友人,洒然走向杭州西湖边虎跑定慧寺,换了姓字,剃度为僧。人们纷纷惊以为奇。或解说其身世,或推阐其性格,或叹惋其才华,或敬佩其人格之美、愿心之大,然而,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近代文化的悲剧性因素联系起来,也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若干年后自沉于北京昆明湖鱼藻轩的王国维之死,联系起来,想想这两件近代事件背后的深意;也鲜有人将这两件事件,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惊呼,联系起来,想想二人之事,与“巨变奇劫”,有什么相关性。其实环顾世界同期的世纪之初,有一个思想者尼采,死于1900年。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强调“掠夺者”“征服者”的天经地义,“掠夺者摧毁旧的文化,陈旧文化具有的合法性甚至在精神和腐败的烟火中化为灰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采看见车夫打马,他冲出护马,突然摔倒在街道上,自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世纪初还有一个作家康拉德,1902年,在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科技进军非洲的时刻,却写了一本小说《黑暗的心》,表达文明内心的残暴,以及人性不能解放的思想。更明显的还有1907年与1910年,罗马教廷庇护十世连续发表著名的长篇教皇通谕,反对将人等同于动物,反对将进化作为信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是那时有现代社会“铁笼”之喻。林毓生教授将韦伯的另一名论“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新译为“世界再不令人着迷”,从世界文化史的意义上,揭橥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也许,这些可谓“现代性的纠结”,颇有几分地切合了李叔同王国维的隐秘心事。我将此称之为近代文化之谜,如何切近中国社会情形,深透地了解这里面的迷思,或许有待文化史家更深入的探论。

  

  然而,或许不一定非要以探论原因的方式来接近近代文化之谜,或许单纯的描述、感性的体认、切近的对话,也不失为一种理解与触摸世纪初文化心灵的方式。朱兴和博士在完成了他关于近代上海诗社的博士论文之后,又写了这本《李叔同诗注》,正是这样一种心愿的亲证。他细致、谨慎而温情,一点一点地将词语的符码解开,小心地叙说着那百年前的心情故事。尤其是李叔同如何一步步从天津桥走向城南、走向杭州虎跑寺的心路历程。他的文字虽繁复而有灵性。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将王国维与李叔同的诗词,对比着说,发明了一种相互释证的方法,对于解读我之所谓“世纪初的文化心灵”,颇有效果,如:

  

  李叔同《断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王国维《采桑子》:“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

  

  李叔同《老少年曲》:“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王国维《蝶恋花》词云:“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李叔同《老少年曲》:“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王国维《蝶恋花》词云:“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

  

  李叔同《朝游不忍池》:“凤泊鸾飘有所思,出门怅惘欲何之。”1904年王国维《出门》诗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

  

  李叔同《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王国维《浣溪沙》词云:“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朱兴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两颗“世纪初苦魂”的心印。他也试图分析他们的同中之异,譬如这两首:“《浣溪沙》中悲悯和自怜的成分较多,而《月》则重点在于展示上方境界的澄清以及仰望上界的坚执。《浣溪沙》是自解之词,而《月》乃朝圣之歌。这与作者的禀性有关。王国维有窥见佛光的灵性,但最后没有脱离尘俗的羁绊。李叔同却凭借一往无前的坚决,最终走进了俗人无法揣测的圣境。”极富于同情的理解。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是《醉时》: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凤兮。

  帝子祠前春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

  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堤。

  梦里家山渺何处, 沉沉风雨暮天西。

  

  这首诗写于李叔同赴日的岁月,朱注对其中丰沛的存在感受,论之甚谛。诗中有两种基调,一是“梦里家山”、“帝子祠前”的故国故君之思,一是满天风雨、“天津桥上”(喻乱世将临)的忧愤之情,反复回旋,一唱三叹。对这种情意结构多加体味,不难发现,其实更可以联系到王国维论“小雅精神”的著名命题,即“亲寇相循”。王氏说:“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方面是大变将临,世乱已极,不可久留,另一方面又是梦中家山,不舍不弃。因而歌哭无端,浇愁更愁。亲寇相循的“家国”,爱恨交织的“现代”,这不正是李叔同、王国维共有的一种世纪初的文化心灵特色么?多谢兴和此书,使我重温李王故事,略记读诗心得一二,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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