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平:哲学史研究是本真的哲学研究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4 次 更新时间:2011-04-24 2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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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平  

  

  混同学习性的哲学史研究与原创性的哲学研究,甚至用前者取代后者,这在中国已经积习而为传统,并被强化为学统。历史空间的封闭性与认识活动的开放性之间的反差,注定了在这一背景下不可选择的学术运思,哲学走上了穿凿章句的象牙塔道路。与此同时,问题意识和原创冲动渐次退隐。于是,哲学不再对世界怀有激情,也不再能够牵动人心。这样的哲学除了在历史中偶尔被政治御用之外,已经无法通过人们的自由信仰来显示自己的社会价值。本来,哲学作为彻底反思的精神,具有无限的理念生产力量,应该去做社会历史的先知,可是现在却蜕变为一味怀旧的习古斋院。哲学曾经承诺带给人们理想和希望,哲学一直自信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崇高的地位,但这一切都由于它在现实中的不良兑现记录而触发哲学的信用危机和意义危机。哲学要找回自己失落的地位,就必须彻底反思自己的本质和存在形态,树立清晰的自我意识,端正学术理念和行动方式。

  

  “哲学”的三重身份:模型、生产、历史

  

  对哲学自明本性的社会性遗忘,是中国哲学的不幸事件,也是引发混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现象的直接原因。这种社会性遗忘是对“哲学”概念不加辨析而模糊、宽泛地使用这一不良思维的后果。因此,必须从常识性的概念源头入手,解决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定性和定位问题。

  尽管人们的哲学概念还相当混乱,但首先必须承认也必然普遍认同的是,哲学一般地指称一种认识活动,而一切认识在逻辑上必然牵连着存在。没有存在关联项的认识是不可设想的。认识活动作为人的自觉的和意志性的行为,必然有其目的。这种目的对于思想来说,就是特定的对象以及相应知识的特定形态、性质和形式,如个别对象或普遍对象、抽象知识或具体知识、普遍原理或具体判断、理论知识或实用知识等。在逻辑上,认识的特定目的必然要求与其具有逻辑匹配关系的特定方法,即保证达到目的的有效认识结构,比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由此产生认识的类型分化,一种认识区别于另一种认识,形成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普遍形式。特定的研究必然产生特定知识。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从事这种认识活动的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它们以增强对认识对象的认识能力。因此,认识的历史也就一同并入认识者的视野内,构成关于某种认识活动的教育内容。由此,某种认识活动的历史和继续的认识拓展活动,共同形成某种认识活动的完整内容,此即学科。质言之,学科是包含了某种普遍认识形式、研究活动和诸多历史成果的一个概念,是认识活动的最高类型范畴。

  学科化是与某种认识活动的历史积累有关的历史现象。但是,自发的某种认识活动与相应的认识历史的自然延伸,绝不会是某种认识学科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充分条件。以对某种认识活动本质的感悟为线索而切入这种认识活动的专题性反思,才最终形成这种认识活动的学科化。在这种反思中,确认某种认识活动的普遍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划定认识界域,规定认识任务和规则。认识的历史对于这种反思过程的作用仅仅是以个例地位辅助性地刺激对原初认识形式的“回忆”并提供反思材料。自身反思所最后完成的某种认识活动的学科化,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大转折事件,它标志某种认识活动已经摆脱自发状态而转入自觉轨道,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特定知识追求活动,其效应为认识活动的分化和专业化,问题类型和认识规范从中得到限定。前学科性的认识必然显现出认识对象宽泛混杂、认识规范缺失的混沌原生状态。中国学术传统正是由于缺乏认识的自身反思精神而没有及时完成本该完成的学科分化,因此表现出认识的原始混沌特性,以致无法撰写具有独立材料的真正的哲学史、政治学史等,只能在唯一可名为“中国思想史”的材料库中各自交叉割取材料。无疑,这严重妨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对于任何人类的认识来说,具体的认识活动现象都先于它们的学科化。按照这个规律,“哲学”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必然首先是一种特定的认识活动,作为自发的学问而存在,然后才历史地完成自己的学科化。哲学作为原初状态下具体的认识活动,必然包含成就哲学自身即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和这种认识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前者就渗透和体现在后者之中。关于哲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困扰哲学的问题,尚无普遍接受的答案。究其原因,在于解答路径的逻辑缺陷。人们一直试图从特殊哲学认识形态中溯求哲学的普遍定义,但在逻辑上,从特殊不能推出普遍,历史个例充其量只能从中发挥暗示性的启迪作用。寻求哲学本质的合理方法是从某种能够切入哲学本质的绝对普遍出发点来推导哲学本质,但这不是一条容易发现和方便操作的道路,至今没人成功实践过。①具体确定哲学的本质不是本文所要承担的任务,但可以初步厘定哲学定义的方向。认识活动的构成要素为对象、方法或形式、结论,其中,方法与形式相通,表征一种认识活动所操作内容的逻辑性质(如抽象概念或经验内容)和展开结构(如归纳或演绎),而结论的逻辑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认识形式。哲学所表征的是某种认识活动的性质。而认识对象的存在性质虽然影响采取特定认识形式的可能性,但这种内容的特殊性并不直接参与确定作为认识形式的哲学。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有关于不同对象,因而在逻辑上对于求取普遍认识形式的哲学来说,对象的特殊性必然被抽象掉。同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的不断分化和独立表明,同一对象在不同认识水平上也会有可否实施哲学认识的变化。另外,认识结论作为特定判断内容不能影响一种认识活动的性质,而其逻辑性质即有效性形态并不独立地由其内容所规定,而是被认识形式所赋予。因此,认识形式独立承担对“哲学”的规定职能,所谓“哲学本身”也就是某种认识活动的这种普遍形式。鉴于对其暂时还不能加以具体论断和描述,可以称其为“哲学本身X”。由于本文的宗旨在于区别不同哲学思维之间的功能,而不在于具体确定哲学活动的内在规律,所以这样的规定已经可以满足本文讨论问题的需要,并具有避免陷入不可裁定的争论而冲淡本可取得共识的论题这个优点。总之,作为原初现实认识活动的哲学,包括哲学本身X和哲学研究两部分,其中的哲学研究即为采取哲学形式处理特定对象内容而展开的判断活动。

  根据对某种认识活动学科化的讨论结果,作为学科的哲学除了包含作为认识活动的哲学外,还扩展到哲学史。具体地说,就是包括哲学本身X、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其中,哲学史研究作为反思契机而发挥哲学教育功能:一方面,在实质认识上为个体做哲学知识积累,给进一步的哲学认识活动奠定基础。但这一功能受哲学认识的非线性累加影响,并不一定就必然是普遍有效和不可或缺的。哲学史上曾经涌现了许多并不具有渊博哲学史知识而一举成名的伟大哲学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哲学史,可以在众多特殊哲学理论中领悟到那个“哲学本身X”,不但不同哲学理论的“哲学”同一性诱导人们反思“哲学本身X”,而且各个哲学理论的内在思维过程使抽象的“哲学本身X”被现实显现和示范。可以说,虽然哲学学科有三个逻辑构成成分,但现实的研究活动只有两类,即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因为即使把“哲学本身”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独立研究,那也由于“哲学本身”是一种精神事物而被归属于哲学研究——暂且假定这种研究也必须采取哲学形式。在哲学学科内,“哲学本身”不确立和占有独立的研究类型。显然,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研究。哲学史研究是在研究哲学,也就是以“哲学”,这种特殊精神存在为对象的一种研究。这不论对于“哲学本身X”,还是对于历史的哲学理论都是适用的,因为即使是哲学史也已经作为哲学智力成果而纯粹是一种哲学存在物了。相反,哲学研究是在研究世界。

  虽然从称谓上可以在学科层面上把一切属于哲学学科的研究都归在“哲学研究”的名下,从而哲学史研究也在一般学科意义上被叫做哲学研究,但这已经略去各种研究的内在性质差异。其实,在社会认识的严格意义上,只有以当下世界为对象的崭新的哲学认识活动才是实在的“哲学研究”,即以哲学方式对存在进行本质揭示。相对于哲学史研究,“研究”在此才真正地保持着它必然与之相关的“认识”所具有的原初的本质结构和本真意义。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哲学学科的内在构成和任务的理解一直是不对称的,即片面强调哲学史研究,甚至把它作为哲学的唯一任务,以至用哲学史研究掩盖哲学研究。当人们以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说法来抵制中国哲学缺乏哲学研究精神这种批评时,正是在哲学学科内混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并正在取消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独立学术地位。与此相联系,在哲学史研究中也一直存在巨大偏差,即在哲学教育中,把哲学当作永恒知识,只注重哲学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其中所体现的哲学方法或者说“哲学本身X”。这直接造成哲学教育的失败,即没有培养起独立的哲学思维能力。这种重“史”轻“学”的做法已经被社会化,凝固为以“史”为准绳的二级学科划分体制,在其中,只有哲学史研究话语才有社会承认空间,而真正可贵的哲学研究话语却惨遭放逐。

  

  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本体差异

  

  夸大哲学史研究地位的观点喜欢向黑格尔寻找权威支持,他有关哲学史研究作用的言论被似是而非地借来作为论证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相同一的学理依据。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有多处在哲学概念、哲学学科、哲学研究、哲学史这几个范畴框架内比较直接地谈论哲学与哲学史的论述。这些论述分两种情况:一般地谈论哲学与哲学史,以及在黑格尔个人哲学观点背景下特殊地谈论哲学与哲学史。关于前者,在谈到确定哲学史对象需要哲学概念前提时,黑格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武断的方式,而采取科学的方式去规定哲学的概念,那么这样一种研究也就是哲学这门科学本身了。因为哲学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的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它的开端,只有对于这门科学的整个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才是它的概念的发现,而这概念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的结果。”②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概念是确定哲学史对象的根据,也是定义哲学学科的根据,而哲学概念要通过哲学研究的历史来发现,在具体的哲学研究中包含哲学的普遍形式。在此,哲学史研究仅仅是哲学的自身反思和自我规定,而不是那种指向事物的哲学研究。黑格尔认为,这是哲学自我发现的唯一道路,因为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③。黑格尔把研究哲学史的主观目的规定为“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④。显然,这个所谓“哲学的本身”不是指哲学研究,而是指哲学之为哲学的概念或哲学的普遍形式。黑格尔为引导人们通过整体达到对哲学的把握,强调防止“只见许多个别的哲学系统,而不见哲学本身”⑤,认为“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看见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⑥。哲学史研究的宗旨在此被明确规定为与具体哲学研究迥异的对哲学普遍形式的发现。关于“哲学史同哲学这门科学本身的关系”,黑格尔说,“哲学史将不只是表示它内容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而乃是昭示这内容—那看来好像只属于历史的内容—本身就属于哲学这门科学”⑦。不难看出,哲学史是因其具有发现哲学概念的功能而属于“哲学这门科学”,而哲学这门科学并不单纯是指具体的哲学研究,还包括规定自身普遍形式这一任务。当论及哲学史本身的性质时,黑格尔说,“哲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哲学的”⑧。如果在上下文中解读这个论断,它意在指出哲学史的内在理性品格,其中“哲学的”仅仅是“理性”的代名词,而不是指指向事物的哲学研究。黑格尔积极面对哲学的纷歧和多样性,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⑨。只要认真区分了“哲学本身”和作为具体认识活动的哲学研究,就绝不会由此把哲学史研究混同于哲学研究。这一点通过下面引文就表达得更加明显了:“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一个人研究物理学、数学的历史,当然也就熟悉了物理学、数学本身。”⑩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没有区分普遍形式性的“哲学本身”和特殊内容性的“哲学研究”,导致了长时间的社会性的哲学理念的扭曲。

  当然,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理念哲学立场上,有时赋予哲学史研究以很高的哲学研究价值,把哲学史看作理念发展的经验显现,作为他哲学研究的材料或对象。(11)但即使如此,黑格尔也没有把简单的对哲学史的事实性理解和把握当作是哲学研究本身,而是采取特别的哲学研究观点,从中去发现理性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他说:“但是为了从哲学出现在历史上时所取的经验的形态和外在形式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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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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