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1 次 更新时间:2011-04-23 22: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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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进入专栏)   沈原   潘毅   卢晖临  

  而在“深圳富士康”,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行动方式——接踵而来的跳楼自杀?

  在此让我们引入另一个理论视角,即“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的理论。“工厂政体”是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概念,包含四个基本环节即“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在布洛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工厂政体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专制政体”(factory despotism),另一个是“霸权政体”(hegemony)。这两种生产政体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垄断阶段分别关联的。

  自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发生了从专制政体到霸权政体的转变。在专制政体下,资本赤裸裸地威吓和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立法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尤其是社会保险法使得工人不再完全依赖在工厂工作,也有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迫使资本家放弃了对工人那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转而通过“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out)、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机制,塑造工人对剥削的“甘愿”(consent),换取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服从,甚至把工人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当然,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和霸权政体仍然只是工厂政体的两种“理想类型”,现实工业生产中的任何工厂政体都可以被视为工人的同意与资本支配两者的结合,不过比重有所不同而已。[11] 同时,布洛维也忽视了发达国家工人的“甘愿”是因为阶级矛盾已经通过大量资本输出转嫁给第三世界的老百姓这一因素。

  用工厂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远未达到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的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12]

  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在实践形态上又可分为诸多不同的亚形态。例如,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将富士康工厂称作“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近全部毁坏;第四,准军事化的管理。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剥夺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各种资源,只能采取原子化的反抗方式,自杀则是选择用生命来表达无声的反抗。[13]

  与富士康一类的企业相比,作为外资企业的南海本田一类的企业可被称为“常规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也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和相对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部分地坐落于周边社区,而非全部被厂区包容;第三,许多工人有同学、同乡等关系,也就是说,保留了各种先前形成的社会关系;第四,常规管理,手段远不如富士康那样严苛。就第一点来看,南海本田和富士康并无区别,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两者都属于“工厂专制主义政体”。但是后三点则与富士康不同,工人保留了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其成为日后集体抗争的可用资源。而不那么严苛的管理体制和逃脱了工厂全方位控制的宿舍体制,则为开展集体动员提供了条件。手机、QQ群等现代数字通讯方式为工人提供了经由虚拟社区走向实体社会行动的重要路径。就此而言,南海本田的工人,虽然也同样地被商品化了,但是却没有被彻底地原子化。他们的抗争也就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即罢工。

  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抗争,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此起彼伏。其另人瞩目在于具有现代工人运动特点和更为积极的结果。罢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保持了和平、理性的基调;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农民工成为发起者,80、90后工人成为与资方抗争的主要力量;在罢工中,工人们的诉求兼顾了不同群体如正式工和实习生的利益,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充分利用现代方式作为斗争手段,通过QQ互相联络,在罢工前就通知媒体,在罢工中及时向外公布罢工最新进展,以积极正面的姿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们第一次争取组织权,要求有代表自己的实体组织,他们除了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更喊出了“重整工会”的声音,这被视为工人的组织权诉求第一次来自于底层工人。[14]

  通过对上述工人抗争特点的观察可以发现这类抗争的结构性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工厂专制政体和支持此种工厂专制主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势必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工厂专制政体的不同形态,则决定了农民工的反抗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是否存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农民工的抗争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品化同时又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方式,其结局是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毁灭,令人痛惜不已;而在虽然被商品化但是仍然存留了社会关系联接,即未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多半采取了集体主义的方式,这首先指罢工,也包括集体谈判等形式。工人之间既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这种关系能否在抗争实践中扩展并形成内部团结,是欠缺工会组织的工人是否可能组织起集体反抗的先决条件。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抗争活动,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力,推动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转型,而其含义,则是现行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着最终的崩解。

  

  三、“中国制造”的终结?

  

  新生的劳动力量对30年来陈旧的工厂政体框架的猛烈冲击,预示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面临转型。这一转型的前景可以从资本、国家和社会三个面向来理解。

  “资本走到哪里,冲突就跟随到哪里”。新生代农民工与各种形态的工厂专制政体的冲突将会越来越频发和激烈,而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制造”作为一种增长模式的终结。我们深知,富士康这类将代工行业做到“极致”的“超级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中国众多代工厂中的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号称为“帝国”或“王国”的富士康,拥有11个“事业群”(生产基地),其庞大和“辉煌”与工人的弱势构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类词汇恰好印证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亦即权力-资本-劳工关系的失衡。调整这种失衡的关系,必须从改变廉价劳动力发展策略和废除专制的管理体制开始,以工资增长和人性管理等更加人道的工厂政体替代之。

  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这类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该政策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了赢利的快速增长;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的获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将富士康置于利益链条的末端,使这类“代工帝国”为了获取微薄的利润转而更残酷地压榨工人,将工人迫入悲惨的境地。

  要改变极不均衡的劳资关系,必须向工人赋权,包括劳工三权的逐步合法化与真正落实,即工人享有的团结权、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使工人有能力参与工资共决、集体谈判等保护自身权益的过程。

  就整个国家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国家应该而且必须站在劳工一方,并承担主张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责任。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用来声称的,不是用来标榜的,而是要落实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上,也要体现在工人权利的实现与保证上。

  在以往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农民工的权益长期被忽略。与西方国家“资方-国家-工会”的三方制衡机制不同,中国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而与资方连手的地方政府又难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此外,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工难以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得富士康这类企业能够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支付仅够他们生存的薪水,至使他们无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被动与尴尬在于,他们没有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既非农民也非工人;他们貌似工人地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但他们却无从积累日后的保障与福利;他们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他们就会自动或被迫离开工厂;他们虽然是在城市的工厂打工,但是身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里,远离市区,周末也需要加班,更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如此处境,政府除了制约资本的过度膨胀、迫使企业落实劳动法、摒弃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外,还需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也理当在城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发展。这主要指的是他们能够有规划与选择的自由,能够在城市工厂享有职业培训、再教育、再生产的机会与空间。政府有责任使农民工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区公民的权利,并融入城市生活。概言之,“中国特色”不应是“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

  转变“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这需要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建设。所谓“能动社会”是指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和资本的膨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15]

  如上所述的农民工的各种权利,除了要从法律法规上进行保护外,更需要培养农民工内生的集体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工会,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制度,通过把工会组织落实到车间基层,特别是经由工人民主选举而产生,使工会真正成为能够代表和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包括使工人充分认识自己的结构力量,努力增强自己在工厂和社区中的结社能力,逐步赋予工人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以增强工人的集体能力,切实保护工人权益。能动社会的建设还应着眼于整个社会对于劳工权益的关注和支持,劳工NGO的健康发展、对资本形成制约的消费者运动都应成为社会建设的内容。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牺牲之上,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超过三十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更富裕了。如果我们仍然要靠盘剥农民工来营造所谓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与羞耻。

  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形式的抗争已经告诉我们:低人权优势不可持续,中国制造模式走到了尽头。农民工必须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权利,才能转化成真正的中国产业工人。而这样的转化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更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然需要,是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提升。而这一转型的进程将表明:农民工阶级不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将成为一个有能力自觉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力量。

  

  201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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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广东农民工新生代占75% 就业观念转变倒逼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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