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56 次 更新时间:2004-09-01 22: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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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二十年来的社会思潮

  

   ○ 转眼之间,20世纪就要成为昨天。90年代喧嚣尤存,80年代的余温尚在,而这二十年正是新中国社会思潮最活跃和丰富的时期,您认为八、九十年代社会思潮的特征有何不同?

  

   ● 80年代思想文化的话题和争论虽然多样,但基本立场和倾向是二元对立的: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同时,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官员共用同一个话语空间。

  

   90年代思想文化空间明显地分为两个:一个是如《交锋》一书所记载的极左思想和改革路线的角力场;另一个是新产生的民间话语空间,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争论问题。在90年代,改革开放基本成了全国的共识,意识形态划分逐步让位于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划分。用“革”与“保”的标准来识别一个人、一种主张的立场与倾向是不得要领的。在与改革相关的问题上,有时表面相同的观点实际上正好是相反的,有时言词不同而立场却是一致的。比如,同样主张用非公有方式解决国有企业亏损和效益问题,有的思路是个人间的公平竞争,有人则主张不顾社会公正的权贵私有化;在反对社会分配不公时,有人认为根源是旧体制中官本位导致的权钱交易,有人在呼吁社会公正时却是想回到“一大二公”的旧体制。

  

   从思想形态上看,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往往是抽象层次最高的哲学观念,比如对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讨论,对中西文明的本性、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评价。而在90年代,思想交锋更重视现实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对最后这个问题,重点在公共领域中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方面,而不是在个人的终极关怀和审美的类型与兴趣方面。90年代的思想关注从个体性偏向于社会性。

  

   ○ 您怎样概括90年代这些既交流又抗辩、既纠缠又隔膜的社会思潮?

  

   ● 90年代的社会思潮,我概括为四种:一种是由90年代初“国学热”而引起的文化民族主义,它认为西方文明目前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全世界,因此拒绝学习西方和反思自己。第二种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之相接近的还有所谓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这些思潮否弃现代化标准,认为五四以来作为正面价值来倡导和追求的科学、民主、理性等观念是启蒙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的臣服,有些人主张用“中华性”代替现代性。第三种是“新左派”理论,它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抵制中国当前以市场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鼓吹所谓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大声疾呼不要轻易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中的许多做法,苦心孤诣地证明和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更有甚者,是证明当今美国的某些最新的理论和做法不是与那些东西不谋而合,就是对它们的继承。第四种是自由主义思潮,也是我近年来投入研究最多的一种政治哲学理论。

  

   为什么重提自由主义?

  

   ○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潮曾经兴盛一时,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英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九十年代的今天,自由主义又在中国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为了最强有力的文化思潮之一?

  

   ● 作为多年禁忌的话题,自由主义重新露面决非偶然,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性巨变是召唤它登场的动因。

  

   从国内来看,在90年代中后期,历经曲折的改革、开放路线终呈不可逆转之势,争论多年的市场经济导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认清“一大二公”极左路线的弊害,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另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提出来,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都更适当和切题。同时,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来的,是矫正社会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与速度问题,虽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几乎一直指向激进的维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理路能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

  

   从国际上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国人的深切关注,提出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截然不同。一种把事变归结为“帝国主义颠覆、演变”和“复辟野心家”的阴谋,另一种则得出斯大林模式彻底破产的结论: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极权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在西欧和北美,知识分子曾经分为两个阵营,一方包括雷蒙 ·阿隆等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义,另一方有萨特等左派,极力为之辩护。苏东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长期争论以自由主义一方获胜而告终。

  

   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对80年代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基本持肯定态度,并与之有一种继承、发展关系。它把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转化为制度安排,把对文革式的神权政治与专制主义的谴责落实为法治与分权的防范与保证。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政治哲学家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的学说的译介、研究和梳理,引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广泛兴趣,填补了以前知识中的空白。对胡适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对殷海光的介绍和认识,对顾准的发掘和尊崇,则形成了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氛围。

  

   但是自由主义刚一露头,就遭遇到一连串的挑战和难题。它必须解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小有声势 (30和40年代) 的自由主义为何惨遭失败,是客观原因使然,还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观努力不够,抑或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使其不能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有人存心责难90年代的自由主义,极有机心地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也有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自由,而与之论争的新左派则关心经济民主。

  

   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原则

  

   ○ 90年代自由主义的阐明是与新左派的论争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还有人说,自由主义是为富人服务,具有贵族性。还有一种折衷的说法是: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自由,而与之论争的新左派则关心经济民主。对此您怎样看?

  

   ● 理论要说服人,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别的,只能是人本身。说到人,首先是个人。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而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这种因素最为匮乏,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自由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外患内乱,个人自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更不用说得到社会或制度的保障。90年代此话重提,展示了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希望。

  

   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而言,不是在哲学和审美层次上而言。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首先,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历史也证明,得到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中国近年来有知识分子提出在宪法中补上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这或是出于保障个人自由的考虑,或是想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其次,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 ,因此提出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制条件下,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与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资本与权力的剥离有利于个人自由。第三,自由主义最早,并且始终如一地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

  

   因此,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并非是指少数贵族的个人自由,也并非只是“言论自由”,怎能说它是“为富人服务”的呢?

  

   ○ 有一个问题我甚感困惑。以赛亚·伯林在一篇题为《两种民族主义》的访谈录中提出,世界上存在着“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两种,认为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则有利于这个世界的丰富多采,是值得保留的。这种观点是多元文化观的产物。但是,怎样解释某些坚持“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内部,统治者以“民族特色”和“价值标准不同”为由进行的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为呢?如果这种侵犯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又如何坚持她的多元文化观呢?

  

   ● 实际上,没有任何主义、学说或理论,比自由主义更能与多元文化观相一致。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国家,或者政府,在关于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是中立的,不提倡推行某一种,也不排斥压制某一种。但这种文化价值的多元,是和绝对保障人权联系在一起的。伯林和其他许多当代思想家,也是在自由和宪政的前提不成问题之后再谈其他问题的。看一看历史和现实就可以知道,所谓“民族独特性”、“文化传统不同”,只是掌权者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用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对抗自由民主普遍价值的地方,绝对是一元和独断的,毫无多元文化可言。

  

   民主、公正与市场经济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社会生产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也越来越触目惊心。一边是在权力荫庇之下的少数人的暴富,另一边是生存艰难的失业下岗者不断增多。一方面是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普通劳动者实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民主”一词的真实内涵在当前的语境中越来越苍白。您怎样看待这些在市场经济转轨期出现的复杂问题?

  

   ● 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是近年来知识分子最关注也分歧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我认为,根源显然在于后者。

  

近代世界的现代化史,尤其是亚洲一些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历程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同义语,在相当一段时期,反民主的权力完全可以容纳,甚至推行市场运作方式,并从中大获其利,但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是瓦解集权制度的基本因素。我们没有把握说,市场必定导致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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