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2 次 更新时间:2011-04-16 23: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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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  

  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王曼恬也没有好结局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是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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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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