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4 次 更新时间:2011-04-13 2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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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着力从制度批判和价值观批判两个维度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实现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我国学术界虽有论述和研究,但总的看还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整理、论述和评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一问题展开的。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认为,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观点实际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的价值评判者和价值主体的观点,而代之以“生态”为价值主体的观点。与之相反,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则强调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看做是应该予以满足的。只要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的“感性偏好”替代为“理性偏好”,生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所阐发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不赞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脱离制度维度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作的辩护。他们一方面坚持生态运动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坚持应该在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重新解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如下三点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首先,生态中心主义仅仅只是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没有看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由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忽视了社会制度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因而陷入非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中。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看做是“错误的态度和价值相结合的‘工业化’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内在于古典科学和或许也内在于基督教和父权制中的态度和价值。……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指责和自我道德化的、等同于无法理解的废话的抽象。……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危机,只有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点入手,才能真正找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其次,生态中心主义不具备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理论性质上应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看,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把人类置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的地位,强调人类不具有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进而要求平等地考虑人之外的存在物的权利,“这种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2]。此外,生态中心主义要求颠覆传统人际伦理学,要求将道德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其理论根据就是“自然价值论”。但是问题在于:生态中心主义不仅面临着如何从自然科学的“是”推出“应该”,从“事实”推出“价值”的理论难题,而且对“自然价值论”的内涵缺乏明确和统一的界定,并且缺乏科学的论证而主要诉之于人们的体验和直觉。“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3]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反人类主体、反人道主义以及诉之于直觉的神秘主义倾向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理论的性质。

  最后,生态中心主义在其生态价值观支配下强调地球优先论,“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4],最终走向了反生产主义、反经济增长和反科学技术的迷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主张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而且是立足于生态学的价值立场否定人的生存权利,特别是穷人的生存权利,这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无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论内涵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制度批判的前提下的。因此,他们强调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任何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后果是由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没有看到“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5],不懂得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价值观的变革及作用。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坚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的需要”[6]。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7]只不过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其特殊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服从资本利润动机和物欲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8]。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也强调“以人为本”,但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指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9]

  

  二

  

  生态价值观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对此,西方绿色思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本身与生态危机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其运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效应。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新的理论内涵,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作辩护;另一方面又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探讨了建立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和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强调建立人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科学技术走向合理性的关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与指导它运用的近代人类中心价值观的内在缺失紧密相关的,在他们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控制自然”的概念,它根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中。在西方古代宗教神话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这种矛盾体现在他们既认识到技术和工具对于提高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作用,又对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控制了’为控制自然而发明的那些日益复杂的工具”[10]。同时,他们把自然看做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因此这就要求在利用自然之前人们要通过礼仪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但是,西方的基督教则阐发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其他宗教神话的教义,即上帝创世宣布了人类对地球的派生统治权,使“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11]。对于西方基督教是如何强调人类相对于动物和自然万物的优越性,英国学者基恩·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一书中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其一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人们把人类的优越性看做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核心,强调人类是上帝所有工程的核心,因而世界就是为了人类而创造出来的,“每一种动物都要为人类某种目的服务。如果没有实用目的,也有道德与审美目的。”[12]其二是在基督教教义的鼓励下,人们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做是为了战胜其他物种,从而把文明看做是对自然的征服。其三是认为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因此“人类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美丽,构造更完美”[13]。由此不同角度夸大人类的某一特质,如语言、理智、道德责任意识等,以便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就成为哲学家们反复讨论的问题。近代哲学家培根将基督教教义的上述理念进一步系统化,不仅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且使之成为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培根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系统阐发突出体现在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阐发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区分了“科学”与“宗教”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人们对“自然”态度的根本变化。培根指出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人类同时失去了道德清白和对自然万物的统治权,“科学”和“宗教”则分别是人类恢复道德清白和对万物统治权的工具。培根所作的这种区分不仅消除了人们对于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控制自然会妨碍宗教的疑虑,而且使得人们把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同促进社会进步等同起来,使得“大量的悠闲和享受是建筑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14]信念迅速传播。上述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进步观导致了一种新的自然观的出现,即从过去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自然的宝藏。这种对待自然的实用态度使得人们热衷于研究那些能够控制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因为“认识自然只有通过精细的观察和实验室控制等缓慢而单调的艰苦工作才能获得。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精密科学与控制自然的期望越来越紧密地统一起来,它的发展最终将达到没有任何离开科学技术的其他控制自然的方法的状况。”[15]由此,“控制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人们把“控制自然”的程度与人的能力和自由看做是一回事。“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16]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操作和被操作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自然的异化。这是因为,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资产阶级对根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其一是他们把“科学理性”简化为“技术理性”,把对有关人类极终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归结为一种虚幻的形而上学予以批判和抛弃,从而把知识等同于技术,技术的功能就在于如何控制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的需要;其二是他们改造了“自然”的概念,把近代以前的“有机自然”改造为服从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机械自然”,从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机械的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纳入到其现代性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中,鼓吹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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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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