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6 次 更新时间:2011-04-12 10: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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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许田波的《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agency)为核心的理论方法,提出了如下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但是,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 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一问题许田波的解释是:为了在国际争斗中取得优势,竞争各国就必须采取对策。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家采取了自强性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cleaver strategies,指的是法家改革和在《战国策》中所描绘的纵横家的外交手段),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衰性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①中国的国家力量在自强性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中越来越强大,于是就迎来了秦帝国的统一,而欧洲国家却因为采取了自我弱化的对应和“笨拙”的外交策略而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②

  作者书中的推理十分清晰,许多具体论点也不无道理。作为把中国先秦史和近现代欧洲史进行充分比较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定会占有相应的地位。但她所运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均盛行于西方世界,却都在方法论意义上有较大误区。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该书在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叙事形式和历史材料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的偏颇。为了理解本书问题的根源,我们首先从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弱点谈起。

    

  ①“笨拙”一词是我对田波观点的总结,她书中的原话是:“Although European powers pursued opportunistic expansion and practiced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ies , they rarely employed cunning and ruthless tactics against one another . . . as was comm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Hui ,2005 :36) 。当然,这话很有问题。因为先秦战争是在战国后期才变得残酷起来的,而欧洲战争发展到了拿破仑时代后也趋于残酷,到了二战时则几近疯狂。历史有一个自己的发展过程。

  ② 根据许田波的描述,中国的自强改革政策包括:建立一支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常规军、一种强有力的税收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以及一个以择优录取为基础的科层制。而欧洲的自弱对策则包括:建立一支以雇佣军和职业军人为基础的常规军,以及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贷款甚至是卖官的战争物质动员机制(Hui ,2005 :4) 。

  

  一、在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

    

  许田波在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和中国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国走了法西斯道路,而英国、法国、美国却走了民主道路[Moore,1966]),作者的任务则是找出导致这些案例之间的不同(或相似)理论或是关键机制。但是,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着以下致命弱点: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就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想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不同时空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我们因此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就这点来说,韦伯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在19世纪欧洲而不是同时期的中国和其他文明)就要比许田波书中的问题显得有意义,因为韦伯把不同案例放在同一时间背景下,或者说至少在时间这一点上对不同案例进行了控制。

  第二,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单一性。比如,许田波所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近现代欧洲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局面,而中国先秦却走向了统一?”而另一个由凯瑟和蔡泳(Kiser&Cai,2003)所作的研究则是要解释“为什么科层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文明?”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就一个案例提出多个要解答的问题时,我们将会很难为之找出一个合适的对称性案例来。比如,把以上许田波、凯瑟和蔡泳的问题糅合成如下问题“为什么先秦中国不但走向了统一还产生了科层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为这一复合问题找出一个对称性的案例来。近现代欧洲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却形成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古罗马帝国也不行,虽然古罗马帝国造就了当时欧洲的统一,却没有能形成先秦中国式的科层制。

  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就违反了科学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如果x能解释a不能解释b,但是y不仅能解释a而且能解释b,那么y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①这就是说,所要解释的现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难度就会越大,而对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往往能建立许多不同的解答,甚至是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试想,对于两个路人吵架后打了起来这一事实的原因,你能提出多少在逻辑上合理的解答)。具体到许田波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她所想解释的说到底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能统一中国而拿破仑却不能统一欧洲。对于这样单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答是非常容易的(我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还会举例说明),并且,只要一个学者有着说得过去的完形能力,他所提供的解答在外行看来也总会有一定道理。一般来说,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理论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形式理论。②

  

  ①对于一个很复杂的事物来说,对其中的单一现象做解释犹如瞎子摸象。一个学者如果能够提出比较关键的问题,他的解答就如同瞎子摸到了象身体。这样,我们虽然仍不知道象的形状,但至少知道象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连象的大小都搞不清楚。

  ②关于什么是形式理论,以及它的运用和局限,请见赵鼎新(2005 :第八章) 。

  

  第三,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时空,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释历史动态中一些有意义的规律。但是,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重比较而轻历史,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述往往缺乏很强的时间/空间感。在书中,许田波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的。但是我们知道春秋战国的霸主期、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都有着各自十分不同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形态。被她所标记为“聪明”的那种尔虞我诈的国际政治谋略直到全民战争中期才逐渐占据上风。比如,作者在书中强调了早期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公元1328-1589)在与哈普斯堡王朝争霸时,采取的都是自衰性策略(Hui,2005:36)。其实,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取得领土后普遍把新占领土分封给贵族和军功贵族(史称二级封建化)。这一过程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导致了晋国和其他一些中原大国相继垮台。显然,在春秋战国的早期,诸侯国在争霸中所采取的也是典型的自衰性策略。总之,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限制下,田波书中的叙史手法缺乏时间感,例子缺乏说服力,因此可能难以得到对时间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的认可。

    

  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

    

  作为一个注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许田波还犯了个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政治学家都常犯的错误,即轻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强调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田波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战国时中国的政治家采取商鞅式的改革策略而近现代欧洲却没有这么做,因此中国走向了统一而欧洲没有。不同政治策略当然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间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企及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比如说,如果路易十四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时碰巧读了商鞅的书并决定采取商鞅的主张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在法国能成功吗?我想多少了解一些欧洲历史的读者都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原因是,先秦法家改革所面临的反对力量仅仅是已经在走向没落的贵族势力,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贵族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教会势力和中产阶级力量。先秦中国和欧洲在封建战争趋于激烈初始,国家力量均很微弱且都没有常规军。但在欧洲,独立或半独立的经济城市在欧洲封建战争趋于激烈之前,即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逐渐形成,而先秦中国却不具有此类城市。因此,当中世纪的骑士战争在欧洲趋于式微之时,许多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像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国内采取强制方法建立常规军而不得不依靠雇佣军来打仗。这就使得欧洲战争越来越依靠国家财政甚至是举债来进行。但是,由于欧洲当时的城市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已十分发达,依赖金钱打仗在一段时间内对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城市国家)可以说是十分有效的办法,这就更增强了欧洲战争对金钱的依赖。欧洲这种形式的战争给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利益向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总之,在强大的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限制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改革都不可能像秦国的商鞅改革那样进行得那么彻底。

    

  三、从方法局限到经验偏差

    

  理论和方法上的偏颇给许田波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我们对于“为什么近现代欧洲不能达成统一,而古代中国却达成了统一”这样一个问题能提出许多不同的、听上去可能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针对这一问题已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还能继续列举出不同的例子,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三例。

  1.先秦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间)环境下。近现代欧洲的地理环境要比中国复杂得多。田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为了维护她的理论,田波马上就强调中国也有着山脉河川等复杂的地理条件,但这些却不妨碍秦国的统一历程(Hui,2005:90、160)。①必须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是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从秦国的角度看,出函谷关后黄河与伏牛山之间的地形逐渐开阔,至洛阳以东更是一马平川。在秦国占领了四川后,更能顺长江而下从背后对楚国的腹地发起攻击。以山西地域为核心的三晋境内虽然有着太行、吕梁和中条山脉,但是它们对秦国的进攻来说构不成关键天堑,因为三晋的中心地带是在由汾河相联接的运城、临汾和太原三个盆地之间。秦军跨过黄河马上就进入了开阔的运城和临汾平原。更重要的是,许田波还忘记了地形仅仅是战争地理的要素之一。除了地形外,影响战争的地理要素还包括距离、气候和病害等其他因素。田波自己曾经指出从巴黎到莫斯科的距离几乎是从咸阳到临淄的3倍(Hui,2005:160) ,但是她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距离背后的军事意义:它意味着除去殖民地不算,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要大出许多倍。在机械化运输产生之前的拿破仑时代,这距离本身就会给战争带来无穷困难,何况战争舞台的扩大还带来了温差、降水和疾病的多样性。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从北非和西班牙的热带一直跨越到北欧和俄国的极地气候。惨败在俄国的拿破仑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冻死而不是战死的。

  

  ①许田波甚至强调了秦国的地理位置不比任何其他战国国家优越(Hui ,2005 :90 - 97) 。她显然未曾在秦国旧地及其周围进行过旅行和实地考察。她的结论也不符合从贾谊以后几乎所有中国历史学家所持的一个共识,即秦国有着很大的地理优越性,虽然优越的地理条件并不是能最后统一中国的惟一条件。

  

  2.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还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间)阶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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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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